擴張與好戰——
從四處游說到參與決策
美國斯坦福大學退休教授菲利普·津巴多在《路西法效應：好人是如何變成惡魔的》一書中指出，戰爭需要有人來準備和“烹制”。美國軍工複合體就是一頭嗜好“烹制”戰爭的“怪獸”。這個龐大利益集團不斷將美國的對外政策往戰爭方向推，通過製造戰爭和衝突、挑動軍備競賽來獲取巨額利潤。
“軍工複合體不是從外圍角度影響美國的對外政策，而是本身就是美國對外政策制定者的一部分，是美國對外軍事干預行為的催化劑和驅動器。”張騰軍分析，長期以來，軍工複合體向美國國會以及政府部門輸送了大量聽命於自己的人才。這些人變成決策者，讓軍工利益集團的政策偏好順理成章直接進入政府決策；在美國看似開放的政策制定體系中，政商“旋轉門”和媒體合謀，讓軍工複合體擁有巨大的話語權，鼓動政府不斷發動對外戰爭或參與到世界各地的衝突中。
據美國“公開的秘密”網站揭露，過去20年，為影響國防政策，美國軍工企業僅游說費用就高達25億美元。美國的政商“旋轉門”更是不斷助推軍工行業發展。2014年至2019年，包括美國前國防部長詹姆斯·馬蒂斯在內的1718名國防部高級官員或者採購官員跳槽到軍火商企業。
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對外戰略研究中心主任助理王鵬對本報表示，軍工複合體在美國對外政策中主要扮演四種角色：一是智庫，即在政策和戰略層面，為美國對外政策提供意見建議；二是人才庫，為美國對外政策培養和儲備人才；三是政策執行者，政商“旋轉門”促使美國對外軍事干預行動加速落地；四是綁架者，通過資金支持、人才支持、掌握輿論等方式操縱美國政府的決策方向。
曾在美國國防部長辦公室工作26年，深諳美國軍工複合體種種“套路”的富蘭克林·斯平尼指出，美國國防部被資本牽著鼻子走。軍工複合體對美國對外政策的巨大影響常被學術界和媒體忽略。軍工複合體首先通過經濟和就業影響關鍵選區，進而左右政客主張，同時通過妖魔化對手和誇大安全威脅來操縱選民情緒。
“作為美國統治階層的一部分，軍工複合體綁架了美國的對外政策。”張騰軍表示，美式民主宣揚每個美國人都有一票，但普通選民根本無法與軍工複合體中大財團所付出的競選投入相抗衡。因此，普通民眾在美國政治生活中的話語權被極大稀釋。
“美國的全球干涉主義政策能成為其外交政策的一個核心，這與軍工複合體在冷戰期間超規模擴大有直接關係。”王瑋表示，冷戰時期，美國軍工複合體已形成了一種三位一體的全球戰略投射能力。很多美國參與的軍事集團和條約體系，都有成文的條款或不成文的規定，即所有成員國都必須購買美國的武器裝備。美國依靠構建同盟體系，將自己的武器裝備和戰略構想擴大到全球範圍，形成了一種軍火供給壟斷機制。
嗜血與貪婪——
從瘋狂斂財到軍費高企
“自俄烏衝突爆發以來，五角大樓、K街（游說公司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的聚集地）、軍工企業以及整個國會大廈內，都在悄悄地開香檳慶祝！”近日，富蘭克林·斯平尼在《國防開支的毒品如何毀了理性的國家大計》一文中寫道，過去30多年來，軍工複合體的整條利益鏈都賺得盆滿鉢滿。
以阿富汗戰爭為例，美國獨立智庫安全政策改革研究所發布的調查報告顯示，2001年10月至2021年8月，洛克希德馬丁公司、雷神公司、通用動力公司、波音公司和諾思羅普—格魯曼公司這五大美國軍工巨頭獲取的國會撥款總額就高達2.02萬億美元。
據美國國會研究服務部發布的數據，在2020財年，美國國防部簽署的聯邦合同總額達到4200億美元，高於其他所有聯邦政府部門的總和。在2019財年，這五大巨頭“豪取”了占總額近1／3的國防部合同。國防部常常將這五大巨頭簡稱為“總”，意指“總承包商”，他們會再把合同分包出去。
今年3月14日，瑞典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發布的全球軍售趨勢報告顯示，2017年至2021年5年時間裡，儘管全球武器交易量較2012年至2016年相比下降4.6%，但同期美國武器出口卻逆勢增長14%，全球占比從32%上升到3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