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疫情大流行背景下反亞裔種族主義甚囂塵上的原因
（一）美國政客對新冠肺炎疫情的種族主義操弄
美國政客對新冠肺炎疫情的種族主義操弄是美國社會針對亞裔的種族歧視日漸猖獗的直接動因。美國前任總統特朗普擅長利用種族因素達成自己的政治目的，其執政4年間不斷操弄種族主義議題，導致美國種族緊張局勢不斷加劇。隨著美國因防控不力逐漸淪陷為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重災區，特朗普和蓬佩奧等一眾美國政客出於推卸責任及競選的需要，多次採用“中國病毒”等帶有地域指稱性而非國際公認的名稱來指代新型冠狀病毒，並千方百計地將本國疫情的蔓延歸咎於中國。受美國政客種族主義操弄的影響，那些被認為是華人或其他東亞血統的人士遭受到各種形式的種族主義攻擊，如惡意誹謗、拒絕提供服務及野蠻暴力對待等。聯合國當代形式種族主義問題特別報告員滕達伊·阿丘梅指出，“那些試圖將新冠病毒歸咎於特定國家或族裔的領導人正是那些奉行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將帶有種族主義和仇外心理的花言巧語作為其政治平台核心的領導人”。白宮現任新聞秘書普薩基在解釋美國當下反亞裔情緒高漲時也承認：“特朗普政府的傷害性言論是導致對亞裔美國人威脅增大的原因之一，並且影響很大。”特朗普下台後，美國政府繼續操弄和炒作病毒溯源政治化議題，客觀上也使得美國國內反亞裔情緒保持在高位狀態。
（二）美國白人至上的種族結構與社會氛圍
疫情下美國亞裔所遭受的仇視和排斥境遇，與非洲裔、拉美裔等少數族裔長期遭受的種族歧視一樣，最終根源都在於美國白人至上的種族結構和社會氛圍。亞裔群體長期以來一直在美國社會處於邊緣位置，許多美國人甚至沒有意識到或者沒有勇氣承認美國長期存在針對亞裔群體的種族歧視問題。在“模範少數族裔”標簽的遮蓋之下，亞裔與其他少數種族同樣面臨著系統性的種族歧視。白人至上主義者並沒有因為亞裔的“模範表現”而網開一面：針對亞裔的種族仇恨犯罪中，75%的攻擊者是白人；針對亞裔的仇恨犯罪同樣在白人占主導地位的地區發生最為頻繁；特朗普、蓬佩奧等白人政客是蓄意將新冠肺炎疫情的禍水引向亞裔的始作俑者。美國主流社會對於亞裔遭受的種族歧視，長期以來都呈現出漠視與掩蓋的態度。2020年9月，164名美國共和黨議員投票反對國會通過譴責針對亞裔歧視的法案。很多針對亞裔的惡性暴力攻擊事件，如九旬老人被縱火焚燒案、華人在曼哈頓街頭被刺案，都未能以“仇恨犯罪”的性質來立案。在“3·16”亞特蘭大槍擊案發生之後，當地警方發言人傑伊·貝克在發言中否認案件的種族仇恨犯罪性質，並出言為槍手辯護，稱“其度過了糟糕的一天”。
（三）亞裔“模範少數族裔”標簽的羈絆
在20世紀60年代中後期美國黑人民權運動風起雲湧的社會背景之下，一批描述日裔、華裔等亞裔族群獲得成功的故事相繼登上了美國主流報紙雜誌。在美國政界、學界和媒體界的共同推動之下，亞裔被貼上了“模範少數族裔”的標簽。客觀而言，“模範少數族裔”的標簽承認了亞裔通過自身艱苦卓絕的努力所取得的成就，也一定程度改善了亞裔在美國長期遭受的污名化困境。然而很多分析指出，“模範少數族裔”只是美國主流社會炮製的“又一個強化種族等級、保護歧視行為的謬論”，對於亞裔自身而言“名為光環，實為枷鎖”。其一，“模範少數族裔”使得亞裔面臨的種族歧視不受重視甚至不被承認。“模範少數族裔”塑造了亞裔經濟收入高、教育程度高的刻板印象，這個標簽使得他們通常不被納入美國種族歧視討論的範疇。在“成功種族”的光環之下，亞裔群體在經濟社會上所面臨的困境同樣被忽視，如亞裔老年人13.5%的貧困率遠高於美國平均水平，亞裔失業之後再就業周期幾乎是所有種族中最長的，亞裔在政界、工商業界、學術界、法律界的領導層中代表性明顯不足，等等。其二，“模範少數族裔”消解了亞裔對種族歧視的感知能力與反抗精神。美國主流媒體塑造之下的亞裔具有“獨立、聰明、勤奮、順從、從不發表政見”的品德，他們的文化價值觀念被認為與美國新教倫理相契合。這種貌似褒獎的話語體系甚至贏得了相當多亞裔的認同，使得他們願意按照被期望的形象和品質來低調行事。內化了這套話語的亞裔面對種族歧視時缺乏敏感性，甚至羞於承認遭受種族歧視的事實。其三，“模範少數族裔”話語惡化了有色人種內部的關係，成功轉移了種族矛盾的焦點。“模範少數族裔”這一概念將亞裔捧上神壇，同時也暗含著對非洲裔隱喻性的批評，其目的正是為了打擊當時勢頭強勁的美國黑人民權運動。這種極具種族分化功效的策略使得有色人種內部產生了尖銳的矛盾，亞裔自此成為很多少數種族群體的指責或攻擊目標。
（四）美國種族關係的對立
研究發現，儘管所有少數種族遭受的攻擊都主要來自於白人群體，但亞裔比非洲裔和拉美裔更容易遭受到來自其他少數種族的攻擊。亞裔遭受攻擊的施害者75%系白人，還有25%則系其他少數種族。這一事實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美國種族秩序的複雜性及美國種族關係的對立。非洲裔等對亞裔群體攻擊的增加，一方面是由於美國部分政客和媒體對新冠肺炎疫情的種族主義操弄，導致社會上形成了一種特定的種族敵對氛圍。在美國政客“甩鍋”戰術的誘導之下，亞裔成了“替罪羊”和“出氣筒”。另一方面，這也是美國亞裔社區與非洲裔社區之間長期對立的反映。美國主流社會對“模範少數族裔”的塑造，文化傳統價值觀念上的差異，就業等社會資源上的競爭，歷史上種族衝突事件的印痕等，造成亞裔與非洲裔之間深深的隔閡與誤解。非洲裔和亞裔正在共同遭受明顯的種族不公正，然而互不信任的種族關係卻使得亞裔更加無力擺脫當下的困境。與“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中其他種族踴躍參與支持相比，亞裔反種族歧視遊行示威中其他種族出席與支持的程度則明顯不夠。
（五）美國政客破壞中美關係的政治誘因
歷史多次證明，來自不同國家的移民及其後代在美國的處境深受美國與其母國關係的影響。一旦美國與某國的關係緊張，針對該國移民及其後裔的歧視就會甚囂塵上。例如，一戰期間的德裔、二戰期間的日裔、“9·11”事件之後的穆斯林國家移民在美國都曾遭遇到極為嚴苛的對待。早在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之前，特朗普政府就不斷對中國採取遏制與打壓的政策，發表攻擊中國政治制度、損害中國主權的極端言論，掀起對華貿易戰、科技戰，鼓吹中美脫鈎，致使兩國關係遭遇嚴重挑戰。受此影響，華裔在美國開始遭遇越來越多的歧視性對待，最為典型的是針對華裔知識分子的審查與迫害。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國蔓延之後，特朗普政府為了掩蓋疫情應對不力，不斷使用種族主義言論攻擊中國。在造成中美關係進一步惡化的同時，也使得包括華裔在內的整個亞裔群體面臨更為嚴重的種族歧視。拜登政府上台之後，將中國作為主要戰略競爭對手，這也是當下美國反亞裔情緒依舊處於高位的動因之一。依此推斷，後疫情時代即便美國社會針對亞裔整體的種族歧視可能會有所消退，但針對華裔群體的種族攻擊反而可能會愈演愈烈。這不得不引起我們的隱憂和警惕，也需要國際社會持續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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