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4月7日電／德國前總理施羅德日前在土耳其公開表示，歐洲錯失了冷戰後構建歐洲安全架構的歷史時機。他指出，面對世界發展多極化的政治現實，歐盟需要構建經濟發展與地區安全一體化的歐洲安全新架構。毫無疑問，施羅德隱晦的表達暗含對當前歐洲安全機制的批判與反思。作為冷戰時期的遺留產物，美英主導的以捍衛歐洲安全為宗旨的北約組織，恰恰成為歐洲安全危機的根源，成為俄烏衝突的幕後推手，這是歐洲戰略界不便明言卻又亟待解決的根本戰略問題。
在歐盟“戰略自主”總體架構內，一個面向未來的歐洲安全新架構與美英主導下北約的歐洲利益是根本相悖的，這是歐盟構建安全新架構的最大挑戰。在美英的歐洲棋局中，挑動地緣安全危機，基於所謂民主價值觀炒作歐洲冷戰遺留政治問題，強化歷史形成的東歐國家對俄羅斯的對抗意識，是北約牢牢掌控歐洲安全主導權的殺手鐧。歐洲地區民族文化多樣性特征鮮明突出，中東歐規模相對較小的國家對東方大國俄羅斯歷史上數次擴張始終心存疑懼，鑒於歐盟至今無法提供有效軍事安全保障，依托美國主導的北約機制是絕大多數東歐國家的不二選擇。20世紀中後期，美國深耕中東歐國家，在意識形態與政黨政治領域具有相當的滲透力。充分利用歐盟缺乏政治統一性的結構弱點，挑動個別東歐小國打亂歐盟戰略規劃，是美英挾制歐洲的慣用伎倆。
在削弱歐盟內部統一性問題上，英美兩國的原則立場高度一致。自俄烏衝突爆發以來，英國積極介入俄烏衝突，表現出異乎尋常的亢奮。英國政府繞開歐洲腹地主要國家，衝到前台極力鼓動波蘭等中東歐國家刺激俄烏矛盾進一步惡化，以求消耗德法等歐洲主要國家的戰略成本。二周前，英國主導成立遠征軍聯盟力量（JEF），就是一個最好的明證。這種唯恐歐洲不亂的外交心態不僅符合英國外交歷史傳統，更符合英歐雙邊關係極度惡化的背景下英國現實外交利益的需要。
因此，如何應對來自美英盎格魯-撒克遜國家的外交掣肘，是歐盟構建歐洲安全機制的首要問題。過去5年，英國“脫歐”與特朗普時期美國對歐政策，深深地刺激了歐盟戰略界的神經。後西方時代的到來，迫使歐盟必須重新思考美歐雙邊關係的根本性質與發展方向。就此而言，深刻理解德法主導的歐陸文明與英美主導的盎格魯-撒克遜海洋文明在生存原則上的根本差異，就顯得尤為重要。構建應對國際新格局的歐洲安全新架構，是當下歐盟最為急要的戰略任務。
有鑒於此，歐盟必須切實強化獨立自主的戰略意識，針對潛在的地緣政治與地區安全危機，構建基於歐洲歷史與現實雙重因素的戰略架構與解決方案。冷戰結束已經30年了，歐洲政治文化中“西方-非西方”二元對立的政治意識形態始終沒有退出歐洲主流政治話語。然而，在冷戰敘事主導的北約安全機制下，盟友往往成為損友，歐盟成為美國外交政策的背鍋俠。政治意識形態的美國化，導致政治常識居然成為歐盟對外政策的稀缺資源。
就俄烏衝突而言，俄羅斯不僅是歐盟搬不走的鄰居，還為歐盟能源基礎與民生物資提供了根本保障。尊重俄羅斯民族的核心利益訴求，努力擴大雙方共同利益的基礎，用實際行動消弭雙方的歷史積怨，給歐洲一個開放的有選擇的未來，難道就那麼難？眾所周知，歐盟是飽經戰火的歐洲人民在尊重民族文化多樣性原則下基於追求永久和平的共同目的發展而來的。令人遺憾的是，在對外政策領域，歐盟的和平共存理念還有待加強。本世紀以來，歐盟在關乎自我切身利益的對外政策中，始終追隨美國的步伐，還不得不為美式霸權埋單，諸如此類的戰略錯誤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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