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4月7日電／黨的十八大以來，面對新的時代條件、新的發展階段，習近平總書記在領導全黨全國人民開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偉大實踐中，創立了習近平經濟思想。這一思想全面系統深刻地回答了關於中國經濟發展的根本立場、歷史方位、指導思想、制度基礎、發展主線、根本要求、經濟體系、發展道路、戰略選擇、對外開放、發展安全、根本保障等一系列理論和實踐問題，揭示了蘊含其中的內在邏輯和客觀規律，並在指導實踐中彰顯出科學真理性和強大生命力。
(一)堅持黨對經濟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回答了發展的根本保障問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是中國共產黨領導。早在2013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就強調，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領導，全面提高黨領導經濟工作水平，是堅持民主集中制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們政治制度的優勢。黨是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經濟工作是中心工作，黨的領導當然要在中心工作中得到充分體現，抓住了中心工作這個牛鼻子，其他工作就可以更好展開。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在多個場合都強調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全面提高黨領導經濟工作的水平。堅持黨的集中統一領導，是確保中國經濟這艘巨輪沿著正確的航向前行的根本保障。
(二)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回答了我們黨關於發展的根本立場問題。2012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屆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記者見面時就明確指出：“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鬥目標。”2015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體學習時指出：“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鮮明提出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把增進人民福祉、促進人的全面發展、朝著共同富裕方向穩步前進作為經濟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這一點，我們任何時候都不能忘記，部署經濟工作、制定經濟政策、推動經濟發展都要牢牢堅持這個根本立場。”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深刻闡明了發展為了誰、依靠誰、發展成果由誰享有這一根本問題，是貫穿於習近平經濟思想的一條基本脈絡。
(三)從經濟發展新常態到新發展階段，回答了中國發展所處的歷史方位問題。2012年以來，我國經濟發展的結構性矛盾和深層次問題凸顯，經濟下行壓力持續加大，與此同時，國際金融危機深層次影響持續蔓延，世界經濟復甦乏力。2013年7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上強調，我國經濟正處於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叠加的階段。2013年1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提出“新常態”。在2014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從9個方面的趨勢性變化分析了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原因，強調“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是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大邏輯”。2017年10月，在黨的十九大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之後，我們要乘勢而上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向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進軍，這標誌著我國進入了一個新發展階段。從“三期叠加”、經濟發展新常態到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再到進入新發展階段，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後，中國經濟發展階段性轉換的演進過程，在邏輯上具有內在一致性和遞進性，闡明了中國發展的歷史方位和發展階段轉換後的基本戰略取向。
(四)堅持新發展理念，回答了中國要實現什麼樣的發展、怎樣實現發展的指導思想問題。發展理念是發展行動的先導，是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管長遠的東西。2015年，習近平總書記在浙江、貴州和吉林主持召開座談會，聽取多個省份主要領導同志對“十三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意見和建議，在深入調研基礎上，提出要用新的發展理念引領發展行動。2015年10月，在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新發展理念回答了關於發展的目的、動力、方式、路徑等一系列理論和實踐問題，闡明了我們黨關於發展的政治立場、價值導向、發展模式、發展道路等重大政治問題，集中體現了我國發展思路、發展方向、發展著力點，深化了我們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規律的認識，是一個系統的理論體系，引領我國發展全局發生深刻變革。
(五)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回答了發展的制度保障問題。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2013年11月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市場配置資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是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強調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對市場作用作了全新定位。這些論述，闡明了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有機統一、相互促進的關係，豐富和發展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為我國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指明了方向。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指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等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既體現了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又同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相適應，是黨和人民的偉大創造。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納入到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中，對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作出新概括，是對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內涵的重要發展和深化，為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提供了制度保障。
(六)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回答了經濟發展和經濟工作的主線問題。習近平總書記在2015年11月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上提出，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2015年12月，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關鍵是抓好“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杆、降成本、補短板”。隨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斷深化，習近平總書記在2018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進一步提出了“鞏固、增強、提升、暢通”的新要求，強調這八字方針是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管總的要求。習近平總書記關於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論述，是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重大理論創新，明確了新階段經濟發展和經濟工作的主線，對推動我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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