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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源：鳳凰衛視） |
香港抗疫的搖擺和失誤，有管治層面和社會層面之根源：其一，香港公務員、甚至一般社會精英習慣於崇拜和追隨西方價值和模式，不相信國家可以在抗疫上做得更好、更可持續及香港可以模仿跟上，也並不真正願意回應民生和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其二，香港的精英層與西方利益過於深厚及密切，決策與執行優先面向與西方通關，對與內地通關存在猶豫和軟抵制，造成與社會民眾利益及國家戰略利益的嚴重脫節；
其三，西方在香港存在大量利益和影響力網絡，有強大的游說甚至牽制性力量，對港府決策施加有形無形的壓力，客觀上也需負上一定的消極責任。
港府現時採取的收緊社交距離與增加檢測量的措施仍屬於常規應對措施，預期無法阻止病毒擴散及疫情升級，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加以緩解。如果仍以動態清零為政策目標，就必須一方面動用特首的自治緊急權制定全員檢測、隔離、接種疫苗的防疫規例，另一方面正式請求中央全力援助，結合中央與全社會力量進行抗疫闖關。
社會配合是動態清零的關鍵條件。西方社會也嘗試過清零，但由於個人主義根深蒂固，社會自私而不自律，不願意為集體和他人作出利益和權利的部分犧牲，導致系統性抗疫失敗。事實上，與病毒共存是需要付出“淘汰部分人”的嚴重人道和人權代價的，是抗疫失敗的無奈之舉，絕不是優選路徑。香港社會有個人主義基因，也有社會自律和集體互助的東方文化因子，港府和社會領袖應做好抗疫動員和心理引導，才能推動社會與政府一起實現清零目標。
抗疫也是對“愛國者治港”的實際成效和特首治理能力的關鍵測試。“愛國者治港”是“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根本原則，港人治港在其初心和制度形態上就是“愛國者治港”。
在這一原則下，選舉制度已結構性改革，公職人員已落實宣誓，憲法、基本法與國安法教育正逐步推展，但特區管治團隊所根植的殖民文化背景、公務員傳統以及對“一國兩制”的理解和運用能力，還不能達到真正的“愛國者治港”的規範水準，尤其是無法達到“堅定愛國者”或“賢能愛國者”的理想要求。但這是一個正在轉變、並有希望實現的新目標，特首及其團隊對此亦有一定的認識和努力，需要給他們一定的時間和改正的機會。
抗疫的具體表現涉及香港民生、愛國者治港實際能力、與中央的互動能力以及融入國家大局的戰略實現能力，具體指標和影響因素複雜，需要綜合評估。目前來看，特區政府仍有一定的時間和機會決斷而行，搶回失去的時間和信念，真正實現動態清零及與內地通關，完成“愛國者治港”的關鍵測試。其最終表現對特首選舉的具體影響以及中央的相應評估，還需要跟進觀察，目前並無確定性結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