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宇：2022年，全球經濟政策或迎來由效率轉向公平的轉折點。
具體而言，歷史上的瘟疫大爆發，往往通過消滅財富的野蠻的方式，實現了均貧富。但在海外特別是美國，新冠疫情反而加劇了貧富分化。例如，危機之後寬鬆政策驅動下，美股牛市繼續，而股權資產的分布極不均衡，富人階層擁有更多權益資產。
在流動性方面，自新冠疫情爆發以來，西方主要央行將政策利率降至零後，又開啟了新一輪擴表。但“不一樣的危機，不一樣的處方”，與2008年金融危機相比，從絕對量來說，西方本次擴表幅度更大。
但是，需要看到的是，相對而言，本輪擴表又較2008年更小。
上一次，次貸危機引發金融體系流動性枯竭，西方央行刺激政策以貨幣政策為主導，美聯儲首先通過信用寬鬆救助金融機構，緩解批發融資市場的流動性擠兌危機。隨後，在實體經濟復甦乏力的前景下啟動QE（量化寬鬆），進行利率控制，壓低實體融資成本。比起貨幣政策，財政刺激的力度相對較小。
本次疫情中，長期低利率背景下，貨幣政策空間相對有限，通過財政直接刺激實體將發揮更大作用。此外，歷史經驗表明，貨幣擴張和金融自由化易推升資產泡沫，加劇貧富分化，而財政擴張有助於社會公平，但可能助推通脹。
在此前海外財政政策力度空前背景中，叠加疫情造成的供給端約束持續，為通脹不斷攀升埋下伏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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