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推行全球戰略時更加體系化，更加重視謀勢。特朗普屬於反建制派，常常不按常理出牌。拜登卻是典型的建制派政客，更加注重體系化競爭，注重謀勢和謀篇布局。比如在應對中國問題上，他們通過大量國內立法將對華競爭長期化、固定化；更加注重盟友體系和同盟戰略，包括在技術上籌建遏華科技聯盟，意識形態上搞民主峰會，地緣政治上提升“四國機制”、拉北約東向、組建新的“盎格魯軍事聯盟”等。再比如，強調供應鏈重組，針對“一帶一路”搞“重建美好世界”計劃（注：美國發起的一項全球基礎設施倡議）。從而可見，拜登政府通過體系化方式對華遏制。
倪峰表示，美國政客提出的所謂“中美戰略競爭”，是對中國和中美關係作出的戰略誤判，實質就是遏制中國。如果說特朗普開啟了中美戰略競爭，那麼特朗普在任的四年只是中美戰略競爭的一場風暴序曲。到了拜登政府，一個建制派的民主黨人上台，他這套體系化、謀篇布局的做法，意味著美國遏華的正劇正式上演了。
倪峰指出，中美擁有廣泛共同利益和巨大合作空間，不能以“競爭”來定義全部中美關係。美方應摒棄冷戰思維和意識形態偏見，正確看待21世紀的世界和中美關係，同中方相向而行，推動兩國關係沿著協調、合作、穩定的軌道向前發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