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題：“兩岸新聞雙向交流三十年：汪道涵與中評” 作者：郭偉峰（香港），《中國評論》月刊社長、中國評論學術出版社董事長、中國評論通訊社社長、中評智庫基金會董事長
【摘要】汪道涵會長是要求我們把《中國評論》月刊辦成一個思想交匯的平台，要讓不同的意見在這裡交集，最後形成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共識，是討論問題，是凝聚共識，不要把自己局限在所謂的輿論鬥爭框架中。所以，月刊不能辦成純學術雜誌或者一般的新聞時評雜誌，更不能辦成通俗雜誌，不能變成一個祇會喊口號的宣傳機器。
我從事港澳及兩岸關係新聞報道工作始於1982年，在近40年的工作歷程中，其中30年主要致力促進兩岸新聞的雙向交流，30年中又有24年是致力構建兩岸新聞雙向交流的平台。非常有幸的是，在1997年至2005年的7年多時間裡，我們是在汪道涵會長直接指導下創辦與運作《中國評論》月刊、中國評論學術出版社，構建中國評論通訊社、中評網。因此，對於汪道涵會長的溝通兩岸的新聞思想的理解，我可能要比一般人更加深刻。
一、《中國評論》月刊、中評社的奠基人是前海協會會長汪道涵
1993年12月，我當時任職中國新聞社副總編輯，分管兩岸及港澳、華僑華人新聞報道工作。為了促進兩岸經貿交流，我與時任台灣《中國時報》的總編輯黃肇松、副總編輯俞雨霖合作，共同在上海舉辦浦東與長江流域開發的兩岸經貿論壇，這是兩岸交流的首創。《中國時報》向我們提出條件：務必邀請汪道涵會長出席論壇的開幕式，為此，中國新聞社社長諸有鈞帶領我們一行去拜見汪道涵會長。第一次是與汪道涵會長共進晚餐，席間，我談及採訪國民黨“十四全”的感受，汪道涵會長大感興趣，立即放下筷子，讓服務員拿來紙筆，親自作記錄，他不停地向我提出問題，又不停地記錄，基本上沒有夾菜，我也不方便吃喝，這個晚餐是餓著的。汪道涵會長在餐後又邀請我們第二天上午到他的辦公室再敘。去到他的辦公室之後，他讓我們一行坐在上席，自己搬個有寫字板的板凳坐在下席，就台灣情況繼續問了很多問題，我一口氣講了3個小時。汪道涵會長對台灣的問題的關心與瞭解程度，超出我的想象，他的智慧與胸襟，讓我仰止，他的禮賢下士的風範，令我折服。
1996年，面對兩岸關係瀕臨戰火的空前危局，我與周建閩等多位好友討論創辦一份以理性溝通兩岸的智庫雜誌，以思想來化干戈為玉帛。這個時候，上海東亞所所長章念馳提醒我們說：為何不去找汪道涵會長呢？他一直都有辦刊物的想法。見到汪道涵會長之後，我們獲得了巨大的精神力量的鼓舞。汪道涵會長說：“兩岸溝通需要借船出海，支持你們毫無問題，總之一句話，配合你們、支持你們、幫助你們，我當你們的聯絡員。”
時任國務院台辦新聞局局長的張銘清曾經這樣撰文回憶說：“汪老把借船出海這件事一直掛在心上。他不但是經過深思熟慮的，並且已經付諸行動了。在‘十五大’期間，他就多次與有關方面談過。他還就《中國評論》月刊的社長、總編輯人選親自進行認真挑選，屬意中新社副總編輯郭偉峰、港台部副主任周建閩分別擔任社長、總編輯。我聽了暗自佩服汪老知人善任的慧眼，這兩位真是《中國評論》月刊的不二人選。他們不僅有豐富新聞工作經驗和過硬的新聞業務能力，而且對台灣的情況非常熟悉，還是我多年的好友。”
在汪道涵會長的親自指導、幫助下，《中國評論》月刊於1998年1月正式在香港創刊發行。一葉小舟，就這樣鼓足勇氣張帆出海。
關於如何辦好《中國評論》月刊，汪道涵會長與我們有非常深入、頻繁的交流討論，有非常具體周全的指導，在整個過程中，我充分認識到，汪道涵會長已有成熟的新聞思想，在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必須具有共同性、共構性、共享性的思考下，汪道涵會長關於兩岸關係新聞傳播思想也具有豐富內涵，深刻影響了中評社的發展過程，直至今天，乃至未來。
二、汪道涵會長關於創辦《中國評論》月刊具體思考與理論指導
在與我們十多次討論如何辦刊的過程中，汪道涵會長進行了深入的思考，為我們做出了明確的指示，至少涉及幾十個問題。我曾經說過，《中國評論》月刊真正的社長和總編輯是汪道涵會長，我和周建閩不過是忠實的執行者而已。汪道涵會長是把自己對兩岸前途、國家命運的深層次思考，都折射到這本雜誌上來了。其中的10個問題尤為重要，為《中國評論》月刊乃至中評社定下了基調，指明了方向，賦予了歷史的責任：
1、關於刊名問題：汪道涵會長帶領我們進入了具體策劃創辦雜誌的環節，他認為我們原先為雜誌起的名字《中國統一論壇》月刊不理想，應該改為《中國評論》月刊。我問這個刊名會不會顯得太大了，汪道涵會長回答說：“這個刊名氣魄大，這樣一來，雜誌評論的範圍更大，香港問題、台灣問題、大陸問題都可以放進去，讀者的面也更廣了，更加有包容性了。”在後來的實踐中，我們領悟到，月刊名字的改動，一下子就拓寬了受眾的廣度，增加了內容的深度，更是構建了兩岸理性思維對接的高度。
2、關於在哪裡辦刊以及個人志向的問題：《中國評論》月刊應該放在哪個地方辦？汪道涵會長進行了認真分析，對在大陸、在澳門或在台灣辦的利弊都有思考。最後他指出：《中國評論》月刊應該放在香港辦，香港有辦好這類思想型雜誌的條件。香港回歸後實踐“一國兩制”，需要觀察，需要總結經驗。港台關係密切，“一國兩制”對兩岸和平統一有重大參考價值。《中國評論》月刊應該要立足香港，在港言港，要支持“一國兩制”的偉大實踐。我和周建閩遵命而行，1997年底赴香港辦刊，1998年1月，《中國評論》月刊在香港問世。
汪道涵會長還用孫中山先生1923年在嶺南大學的演講名言來激勵我們：“勸諸君立志，是要做大事，不可要做大官。”他說：“歷史上大官有千千萬萬個，《中國評論》月刊辦好了就祇有這一個。”汪道涵會長的執著，堅定了我們扎根香港辦好雜誌的信心。
3、關於經費來源問題：為了保證《中國評論》月刊能夠保持獨立性，可以在兩岸及港澳發揮客觀包容的作用，汪道涵會長指示：在香港要用“四不沾靠”的原則來辦刊，無論是月刊的採用文章標準還是資金來源：一不沾靠政府、二不沾靠政黨、三不沾靠財團、四不沾靠社團。輿論上一切要靠自己的判斷決策，經濟上一切要靠自己從市場獲得。因為有這“四不沾靠”的約束，《中國評論》月刊在很短時間內就在兩岸構建了相當的公信力與影響力。
起初，我與香港一家財團商談了合作事項，並草簽了合作協議，這個財團規模實力在香港是名列前茅的，但是汪道涵會長表示不看好，後來我們就停止了合作關係。當然，汪道涵會長非常清楚香港流行的一句話：“要你跳樓，就讓你辦雜誌”，沒有錢是萬萬不可能的，令我至今回憶起來仍然感動不已的是，汪道涵會長親自幫忙給雜誌介紹廣告，他也同意要獲得來自市場的合理資金，他還說：“希望你們當中有人能成為香港新的‘資本家’，用自己賺來的錢辦好月刊。”在汪道涵會長鼓勵下，我們自力更生解決了雜誌的發展經費。2004年，徐鷹專業團隊加入，與我們合作構建了中評社、中評網，實現了通過網絡溝通兩岸的構想，對此，汪道涵會長是非常欣慰的，在生命的倒數時刻，他向我們這個新團隊轉達了問候，對中評社、中評網表示支持，希望我們繼續努力，為兩岸和平統一作出更大的貢獻。
4、關於編輯方針問題：汪道涵會長教導我們，一定要堅持理性的立場，多刊載說理的文章。汪道涵會長具體提出了辦刊的十二字方針：“擺事實、講道理、明是非、求共識。”他提出，一定要把雜誌辦成一本兩岸、港澳以及海內外華人和國際精英都要看的刊物，應該出思想、有理論，切勿熱衷搞過於瑣碎的信息，要讓讀者有思考的空間，而非去面對奇聞怪論。雜誌首先要有相容性，其次要堅持客觀性，第三就是要說理。
我們理解，汪道涵會長是要求我們把《中國評論》月刊辦成一個思想交匯的平台，要讓不同的意見在這裡交集，最後形成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共識，是討論問題，是凝聚共識，不要把自己局限在所謂的輿論鬥爭框架中。所以，月刊不能辦成純學術雜誌或者一般的新聞時評雜誌，更不能辦成通俗雜誌，不能變成一個祇會喊口號的宣傳機器。
5、關於作者與內容問題：汪道涵會長認為，《中國評論》月刊必須佔據戰略高度，作者應該包括兩岸、港澳及海外的，稿件的構成應該是334，即大陸作者為四成，台灣作者為三成，香港及海外作者為三成，要談統一問題、台灣問題，也不能不談香港問題，在港必須言港，還要談國際問題，重中之重是中美關係問題。雜誌應該辦成一個大家都可以提意見的平台。汪道涵會長特別強調，關於中國問題有“三論”會長期存在：“中國崩潰論”、“中國威脅論”、“中國前途不確定論”，對此，《中國評論》月刊要多發表文章，用事實說話，釋疑解惑，發揮獨特的理論解讀作用。汪道涵會長說：沒有純粹的台灣問題，不要孤立地看台灣問題，要把台灣問題擺在全球大格局中來做思考。
經過24年的努力，我們已經組織起了龐大的作者群，《中國評論》月刊已經發表了數千位專家學者的文章，中評社採訪了數萬次專家學者，中國評論學術出版社出版了4500多種圖書，中評智庫基金會與200多家智庫簽約合作。其中僅思想者論壇一個項目就堅持了24年，至今舉辦了378場，共有2799位專家學者參與。最為重要的是，其中台灣、香港、澳門、美國、韓國、日本的參與者超過了一半，達到了汪道涵會長設定的目標。
6、關於中美關係問題：汪道涵會長每次與我們商討辦刊事宜的時候，他都會談及中美關係，明確指示《中國評論》月刊要深入關注中美關係問題。他指出，中美關係是21世紀最重要的雙邊國際關係，他預判中美兩國的力量同時上升必然會引起全球格局以此為支點展開變化。因此，對中美關係既要有戰略遠見，也要有外交智慧，也必須有理論的創新。他要求《中國評論》月刊要參與到中美關係乃至國際關係的中國理論構建中去，不能在西方的國際關係理論後面亦步亦趨。但是，一定要以穩定中美關係為出發點。當時我們已經知道，汪道涵會長正在全力以赴開闢中美第二軌道安全對話。由此，《中國評論》月刊、中評社一直把中美關係穩定與發展作為重要的關注內容，即使在中美關係幾近破裂的時期，我們也沒失去信心。中美關係回不到從前，但是務必尋找新的起點，歷史就是這樣螺旋式循環遞進。
正是在汪道涵會長的指導下，《中國評論》月刊、中評社逐步形成了在中美關係上以和為貴的顧全大局的原則立場，以和平合作不對抗、相互尊重、共同發展的思維來對待中美關係，形成了自己的中美關係大局觀。即使在中美關係遇到最惡劣狀況、中美關係危若纍卵的時刻，我們也能堅守三大原則不動搖：第一，要有助於清晰判斷中美戰略意圖。第二，要堅決反對中美之間的鼓動戰爭意圖。第三，要充分理解中國調整中的對美政策，要支持和平與發展的政策主張。
7、關於溝通與發展問題：汪道涵會長一再叮囑我們，《中國評論》月刊在兩岸最直接的作用就是要發揮溝通的功能，他認為兩岸當局的溝通今後可能會越來越困難，急迫需要一個能夠公開溝通的媒體平台。因此，先讓月刊在香港站住腳，然後可以創辦出版社，為兩岸的專家學者出書，出版社與月刊可以相輔相成，最後應該建立網絡媒體，利用網絡新技術來溝通兩岸知識分子的思想，要為溝通而發展。中評社的發展就是按照汪道涵會長的規劃一步一步實現的。時任中華文化發展促進會常務副秘書長辛旗先生在追憶汪老的睿智與風範時說：“汪道涵在生前，常說的一句話是‘萬事莫如溝通急’，的確，他一生都在為兩岸的溝通積極奔走。”“萬事莫如溝通急”，也是汪道涵會長對我們的殷切期待。
現在，《中國評論》月刊與中評社溝通的作用在於促進兩岸民心民意的溝通，最重要目的是推動兩岸主流知識分子進行相向而行的認知溝通、爭取各類觀點多維趨一的效果。溝通的基調是平和的、說理的、善意的，讓各方都感到有必要的，在兩岸之間實現有效溝通。
8、關於對待民進黨人的問題：汪道涵會長認為，台灣政局有可能進入選舉政治與政黨輪替時代，無論如何，大陸會敞開大門，期盼兩岸雙方能夠在既有基礎上對話與談判。與此同時，也要提醒台灣的執政者，如果對中華民族根本利益進行嚴重挑釁，就會把兩岸關係和台海局勢推向危險的邊緣，和平統一機會之窗就會關閉。汪道涵會長特別指示：要重視民進黨人，對其“台獨”立場無法苟同，但他們提出的一些合理客觀的問題要作思考。他還明確指示，可以向一些民進黨專家約稿。汪道涵會長這個指示，在1997年時幾乎是不可思議的，有石破天驚的味道。但是，這個指示，開拓了《中國評論》月刊、中評社與具有理性思維的民進黨人的互動關係。
9、關於對待台灣同胞的問題：汪道涵會長在台灣問題的思考方面，最令人感動的是具有濃郁的民本思想。他常常說：“對台工作爭取民心是第一位的”，“與台灣朋友交流要易位思考”。前國務院台辦新聞局局長張銘清在一篇回憶錄中，記載了汪道涵會長的話：汪老說，“要以爭取民心為出發點，所以要從台胞的心理考慮，要知己知彼，兩方面都要瞭解，不能自說自話。他還引用清代趙藩在成都武侯祠的對聯‘能攻心，則反側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戰；不審勢，即寬嚴皆誤，後來治蜀要深思’，強調國家的統一要使台灣人民心服口服，兩岸統一是一個漸進、曲折、長期的融合過程。融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時間和耐心，歷史上的融合都是不容易的。兩岸隔絕了幾十年，兩岸同胞需要從幾十年的敵對狀態下走出來，達到民族認同和構建共同的利益基礎需要一個過程，急不得，心急吃不了熱豆腐嘛。”這些話，也是汪道涵會長對我們的諄諄教導，更是《中國評論》月刊、中評社永遠把台灣同胞看作親人、從不口出惡言、至今能夠保持和平統一輿論定力的根本原因。
10、關於共議統一問題：汪道涵會長對我們反復強調，要通過雜誌推動兩岸政策論述的創新。從汪道涵會長最早向我們闡述的“共同締造論”開始，到1998年10月14日，汪道涵在與辜振甫於上海和平飯店八樓和平廳舉行首度會晤時提出這“八十六個字”：“世界上祇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目前尚未統一。雙方應共同努力，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下，平等協商，共議統一。一個國家的主權與領土是不可分割的，台灣的政治地位應該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進行討論。”從歷史角度觀察，汪道涵會長應該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理論的創新者、奠基者。中評社有幸在汪道涵會長的指導下，見證了歷史的變化，更是得以為和平發展理論内涵的豐富發揮了應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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