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上海發布的《上海市城市總體規劃（2017－2035）》，到2035年，上海市常住人口將控制在2500萬左右。
與上海類似的北京，2017年發布的《北京城市總體規劃（2016－2035）》將常住人口總量長期控制在2300萬。
超大城市嚴控常住人口規模，曾引發學界不少質疑。
肖金成直言，超大城市嚴控人口，這個辦法實際上並不好，不符合這個人才流動的基本原則，靠戶籍也控制不住人口的流動。
而超大城市嚴控人口的重要依據，就是防止“大城市病”問題。
經濟學者任澤平曾撰文指出，交通擁堵、環境污染、資源約束均不是嚴控人口規模的理由。因不尊重人口集聚客觀規律所造成的城市規劃不足，才是導致“大城市病”的關鍵。
上海交通大學特聘教授陸銘的研究也表明，城市擁堵並不一定和人多有很強的關係，中國最擁堵的城市濟南、哈爾濱等均不是人口最多的城市。
另外，在一定情況下，人口密度高反而會緩解交通擁堵的狀況。
根據INRIX發布的2017 Global Traffic Scorecard報告（不含中日韓城市），洛杉磯為全球最堵城市，而非人口規模更大的紐約；莫斯科人口規模雖不及全球前十，但擁堵程度位居第二；哥倫比亞首都波哥大人口不到1000萬，但擁堵程度位居全球第六。
事實上，如果按照2035年將常住人口總量控制在2500萬這個目標，上海的成績並不理想。
“七普”數據顯示，截至到2020年，上海市的常住人口數量已經達到2487萬。與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相比，十年共增加150萬人。
肖金成認為，控制人口靠堵的辦法不可行，不但無法限制人口集聚，還會嚇走人才。
“逐步放開依靠戶籍等行政手段控制人口，用經濟手段、市場手段而不是行政手段調節才更可取。現在上海放鬆戶籍的策略，開了個好頭，但力度還遠遠不夠。”中國社科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中心研究員牛鳳瑞表示。
“五大新城”不做睡城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上海落戶政策另外一個重點關注的區域，是“五大新城”。最新公告顯示，在上海五個新城和自貿區新片區就業的上海市應屆研究生畢業生符合基本條件可直接落戶的政策。
嘉定、鬆江、青浦、奉賢、南匯是離上海中心城區較遠的5個區，它們共同構成“五大新城”。
賽迪顧問城市經濟研究中心主任王高翔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採訪時曾表示，上海提出建設5個新城，重點解決的是兩個結構性問題，即市中心負載過高與全市資源承載能力過低的問題和上海承擔多個使命的城市功能與存量空間密度較高的問題。
王高翔認為，雖然上海市總體人口密度並不算高，僅相當於巴黎和倫敦的60%，但是其內部存在著結構性問題，即中心城區密度偏高，外圍城區承載能力偏低。
據統計，上海全市的人口密度為3823人／平方公里，中心城區的人口密度則高達2萬人／平方公里，是外圍城區的20～30倍。
此前，國內不少城市的衛星城、郊區新城，淪為主城區的睡城，職住分離嚴重，常住人口工作與生活嚴重割裂。
在宣布建立“五大新城”時，上海市長龔正曾介紹說，新城定位為獨立的綜合性節點城市。
陸銘此前接受中國新聞周刊採訪時分析，上海的五大新城定位為獨立的綜合性節點城市，“獨立”是指經濟獨立的城市，與郊區有很大的區別，“綜合性”是指產業和居住並存。城市有綜合性功能配套，將工作與居住連為一體，解決職住分離。
李國平表示，從城市規劃角度看，目前上海將人口向自貿區以及“五大新城”疏解，是對城市空間結構優化的一種嘗試。他說，超大城市中心城區過密一直制約發展的重要因素，因為畢竟中心城市承載能力是有限的，多中心，組團化應該是未來超大城市發展的方向。
另外，李國平還認為，未來超大城市引導人口流向城市衛星城、新區，並在當地就業，或將成為一個趨勢。“既可以解決職住平衡問題，又能緩解中心城區基礎設施壓力。”李國平說。
但是與老城區相比，上海新城區在教育醫療等需要時間積澱的地方，無疑存在短板。牛鳳瑞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北京、上海內城區之所以戶籍含金量高，在於捆綁了過多公共服務資源。“五大新城快速發展，要加速公共資源的配置”，牛鳳瑞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