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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說結構性因素還要做排序的話，可能毫無爭議排第一的就是都市圈、城市群的發展。 |
中評社北京11月16日電／在整個中國經濟增長的大背景下，通常講的經濟增長的來源就是兩個：第一，生產要素積累；第二，經濟效率提高。
北京日報發表上海交通大學特聘教授、中國發展研究院執行院長陸銘文章表示，從生產要素積累的角度來講，當前中國的出生率下降非常明顯；城市面積，從全國範圍來看，已經擴張得非常大了；再看資金，從宏觀來講，現在中國並不缺錢，尤其在貨幣環境比較寬鬆的情況下。所以，中國接下來的經濟增長如果靠生產要素的積累，這個動能是不足了。
文章分析，講到結構效應，最重要的一個結構效應其實就是農村和城市之間的結構效應，小城市和大城市之間的結構效應，還有一些區域的結構性效應。在這個結構調整過程中，要提高資源的配置效率，包括人往哪裡流動，可以獲得更高的收入和更多的就業機會；土地配置到哪裡，可以最大化地產出；資本往哪裡配置，能夠獲得最大的投資回報。從這個意義上講，城市群和都市圈發展的重要性就非常清楚了。
為什麼現在把都市圈和城市群的發展提高到這樣一個高的地位？主要原因來自經濟發展階段的不同：當前中國經濟已經進入到什麼樣的階段？主流的表述是，在工業化後期；但是從經濟指標可以看到，服務業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和在就業中所占的比重都已經超過製造業了——而這又是在我們經濟長期以來比較重視製造業發展的情況下出現的。如果我們和世界各國橫向比較，尤其是和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在歷史同期相比較，我們今天服務業在GDP和就業當中所占的比重，都要低10個百分點左右。換言之，如果不是因為我們長期以來相對忽視服務業的發展，中國經濟很早就應該進入到後工業化階段了。
文章指出，當經濟進入到後工業化階段的時候，會有什麼樣的變化呢？那就是集聚效應會比以前變得更加重要。這個集聚效應體現在兩個方面：
一方面，如果單體去看一個城市會發現，服務經濟範圍就很廣了——包括消費型服務業，如醫療、教育；也包括生產型服務業，如科技、創新、文化——它在經濟當中所占的比重特別高，尤其是大城市、特大城市。這樣一來，從生產要素配置的角度來講，如果壓制了大城市、特大城市的發展，實際上就壓制了這個城市服務業的發展，壓制了創新的發展。
另一方面，集聚效應體現在城市和城市之間的關係上：當集聚效應不是那麼強的時候，城市和城市之間的經濟相對來說是獨立的，沒有那麼多的互動；但中國經濟到了現在這個階段，隨著集聚效應的增強，城市和城市之間的聯繫變得越來越重要，而大城市跟周邊的中小城市、農村之間的都市圈內部的緊密聯繫，也變得越來越重要。在現在集聚效應變得更強的情況下，通過都市圈和城市群的發展，形成一個新的增長動力，優化我們經濟的結構，就到了必須要破題的一個階段。
具體來講，它對就業有什麼影響？對消費有什麼影響呢？通過各種各樣的數據，可以展現出一個結果：對就業肯定是促進的。比如，中國今天整個勞動力市場，越是大規模的城市，失業率越低，勞動力短缺現象越嚴重。包括給農民工提供大量就業崗位的生活消費性服務業裡，就大量存在勞動力短缺問題。相對來講，我們的短板其實是在服務消費。尤其是在城市地區，對於吃、穿、用產品的消費，已經到了接近飽和的階段；但是相對來說，醫療、教育、文化的消費仍然是短板。而這些消費需要面對面地來進行生產和消費——因為服務業的特性是“不可貿易品”。這樣一來，城市，特別是大城市，對於改變我們的消費不足狀態、促進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新發展格局和結構調整、克服經濟發展的傳統困境——投資比重比較高而消費比重比較低——是有好處的。
關於未來要提高中等收入群體的比重問題，一個很簡單的道理：勞動力一定是流動到收入更高的地方去，如果讓勞動力流動到收入更高的地方，就有助於提高他的收入水平。那麼中國哪裡是收入高的？哪裡是大家用腳投票去的地方呢？那就是以大城市為核心的都市圈，從全國範圍來講，就是幾個發展優勢比較強的城市群，特別是沿海的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成為大家用腳投票到那邊就業和居住的地方。
文章強調，如果說結構性因素還要做排序的話，可能毫無爭議排第一的就是都市圈、城市群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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