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保護生產力之所以被提升到與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同等重要的高度，就是因為：
其一，複雜多變的國際形勢，特別是逆全球化、貿易保護主義的抬頭，給我國現代化發展帶來了諸多外部風險。一旦對這些風險發生誤判、應對失誤，就會導致對我國社會生產力的巨大破壞。對此，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指出，世界上本無“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國之間一再發生戰略誤判，就可能自己給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
其二，到2035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成為我國現代化建設的階段性目標。但從世界經濟發展的經驗來看，到現在為止，還沒有一個人口眾多、地域遼闊的發展中大國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這意味著我國的現代化並不是輕輕鬆鬆、敲鑼打鼓就能完成的，需要我們運用足夠的智慧解決現代化道路上的各種艱難險阻。
其三，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廣泛，不僅對物質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長。更好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期盼，要求必須全面貫徹落實綠色發展理念，推進產業生態化和生態產業化，守住自然生態安全邊界，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建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
因此，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對統籌發展和安全提出明確要求、作出工作部署。這個“統籌”主要表現在：第一，構建新發展格局，暢通國內大循環和促進國內國際雙循環，貫通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各環節，打破行業壟斷和地方保護，使國內大市場的潛在優勢轉化為現實優勢，可以有效防範和化解推進現代化的各種風險，築牢經濟發展安全線，從而在國際形勢複雜多變的情況下，使我國的現代化建設牢牢掌握在自己手裡。第二，優化供給結構，改善供給質量，提升供給體系對國內需求的適配性，形成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動態平衡，可以為我國的現代化建設提供自主可控的保障。第三，促進農業、製造業、服務業、能源資源等產業門類關係協調，推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推動上下游、產供銷有效銜接，提升產業鏈供應鏈現代化水平，形成具有更強創新力、更高附加值、更安全可靠的產業鏈供應鏈，可以為構建現代化經濟體系奠定堅實基礎。第四，推動金融、房地產同實體經濟均衡發展，維護金融安全，形成現代產業體系，可以為我國的現代化建設營造良好發展環境。第五，破除妨礙生產要素市場化配置和商品服務流通的體制機制障礙，降低全社會交易成本，提高有限資源的配置效率，可以為我國的現代化建設提供資源生態安全保障。
以上分析表明，習近平經濟思想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的創新性發展，拓展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領域，形成了更為系統化的經濟理論，為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供了更為全面的理論指導。
研究主線的新時代轉化
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在不同時代的不同關係，決定了政治經濟學的不同研究主線。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依據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的運動規律確定改革與發展兩大主題的關係，實現了經濟的高速增長，創造了世界經濟發展史上的“中國奇跡”。在改革開放初期，由於傳統計劃經濟體制對生產力的發展形成了嚴重束縛，通過改革解放生產力就成為時代的主題，發展作為改革的目的被放在改革的體系框架中。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初步確立，傳統計劃經濟體制對生產力的束縛不再成為主要問題，發展生產力上升為時代的新主題，因而“十五”計劃綱要明確提出堅持把發展作為主題，把改革開放與科技進步並列放在發展動力的位置上。這意味著改革被納入到了發展的框架之中，把發展放在了總攬全局的位置上。
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意味著生產力也要隨之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因而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明確提出以推動高質量發展為主題，這是中央根據我國發展階段、發展環境、發展條件變化作出的科學判斷，也就決定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主線從以往的“以發展為主題”轉化為“以推動高質量發展為主題”，高質量發展也就成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核心關鍵範疇。
推進經濟高質量發展，著力解決好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和人民群眾急難愁盼問題，就需要完整、準確、全面貫徹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這是因為，居民消費結構升級與產業結構優化相對滯後造成的供求之間的不平衡不充分，必須依靠創新驅動發展，特別是依靠技術創新形成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新產品等新供給，實現更高水平上的供求動態平衡，這就要求必須堅持創新在我國現代化建設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強作為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城鄉和不同區域經濟發展差距造成的供求之間的不平衡不充分，必須依靠協調發展，形成工農互促、城鄉互補、協調發展、共同繁榮的新型工農城鄉關係，實現區域協調發展、城鄉協調發展、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協調發展、經濟建設與國防建設融合發展；人民對生態文明日益增長的需求與生態環境供給不足造成的供求之間的不平衡不充分，必須依靠綠色發展，推進經濟發展的綠色轉型；對外開放層次不高和不全面造成的供求之間的不平衡不充分，必須依靠開放發展，構建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居民收入差距較大造成的供求之間的不平衡不充分，必須依靠共享發展，推進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漸進共享，使經濟發展成果惠及全體人民。
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要求我們充分發揮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這是因為，發揮超大規模市場優勢，會為科技創新提供良好的市場實現條件，加快核心關鍵技術的自主可控，奠定現代化的技術保障基礎；會為欠發達地區和廣大鄉村發揮自身優勢融入國內大循環提供良好的市場實現條件，加快城鄉一體化和區域協調發展，確保欠發達地區與東部發達地區同步基本實現現代化，確保實現鄉村振興；會為綠色技術創新和生態產業化提供良好的市場實現條件，加快產業生態化和生態產業化進程，實現綠色發展，建設美麗中國；會為充分利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促進內需和外需、進口和出口、引進外資和對外投資協調發展提供良好的市場實現條件，加快開放發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會為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漸進共享創造公平的市場機會，加快共享發展，推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
總之，習近平經濟思想立足新發展階段，依據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提出了通過全面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和構建新發展格局，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整體性解決方案，形成了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經濟發展理論體系，這既為探索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提供了新的原則遵循，也為其他發展中國家推進現代化提供了“中國方案”。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現代化道路並沒有固定模式，適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不能削足適履。每個國家自主探索符合本國國情的現代化道路的努力都應該受到尊重。”中國不同於西方發達國家的現代化理論和道路，隨著我國現代化建設的成功推進，無疑會為其他發展中國家探索符合本國國情的現代化道路提供有價值的借鑒。
來源：經濟日報 作者：黃泰岩（中央民族大學原校長、資深教授，北京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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