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的內閣官房長官，或是由首相的親信出任，或是雖然不是首相下屬但卻是重量級的人物，但岸田內閣卻不一樣，在拒絕了安倍提出的讓萩生田光一出任官房長官之後，選擇的依然是細田派的“事務總長”松野博一，從這一任命也可以看出細田派對岸田政權的影響力。
總務相金子恭之和農林水產相金子原二郎、疫苗問題擔當相堀內詔子都是岸田派的，兩位金子大臣是必須要照顧的年事已高但未能入閣的議員，而堀內詔子則是岸田派原來的領袖堀內光雄的兒媳。
受人矚目的是岸田兌現了其競選時的承諾，設立了專門負責經濟安全事務的“內閣府擔當大臣”，擔當大臣並非常設職務，而是根據需要設立，某位擔當大臣負責一項或者多項事務，比如行政改革、奧運、經濟財政等等，設立經濟安全的擔當大臣，說明了岸田對此項事務的重視，同時也說明了甘利明在岸田政權中特殊重要的地位。而出任此大臣職務的也是甘利明的左膀右臂小林鷹之。
岸田政權的格局與安倍、菅完全不同，從控局的角度去分析，安倍憑藉自身的威勢，能夠把控全局。無派系的菅義偉，控局能力大大弱化，但因為他得到了五大派系的一致支持，從而可以讓他能夠藉助派系之間的分歧與矛盾分而治之，盡最大可能維持了自身的權力與一定程度的自主性。他任命在去年總裁選舉的時候率先支持他的二階俊博擔任幹事長，並非祇是對其的政治酬庸，而是藉助“老奸巨猾”的二階，來平衡、對抗細田、麻生、竹下等比二階派晚一步支持他的大派系，形成微妙的平衡，既避免被二階所控，也避免成為安倍、麻生等的傀儡。
但岸田既無安倍那般的控局實力，同時也因為他是依靠細田、麻生等大派系的支持上台的，所以他不可能像菅義偉那樣通過重用黨內相對小的二階派、石原派等來平衡大派系，也就是說，岸田政權從一開始就是不平衡的，就是大派系佔據主導的，所以岸田自身的主導權必然受到極大的影響。
岸田在總裁選舉前曾經對少壯派議員稱他不認可“官邸主導”的“政高黨低”，他希望“政高黨高”，也就是政府與執政黨通力合作。他之所以作出這樣的表態，或許是希望兩者能夠都成為他執政的助力，也或許是出於對現實的無奈的認可。但從日本政治實踐來看，因為政府與執政黨之間的利益訴求不同，所謂的“政高黨高”實現的難度極大。
四、岸田內閣的外交路線與對華態度
外界在分析岸田的政治態度的時候，總是談及他的“鴿派”標籤。之所以說他是鴿派，是因為其來自於自民黨傳統的自由派派系——宏池會，而且他還是宏池會的現任會長，所以“更應該秉持派系的傳統理念”。實際上用所謂的派系理念去分析政治家的立場，往往會推演出似是而非的結論。從本質上來講，自民黨的派系並非是政策集團，而是“人際關係集團”，岸田加入宏池會，是因為他父親就是宏池會的，而並非是其認同派系政策主張而加入。再如麻生太郎也曾經是宏池會的，而且還是當時著名知華派河野洋平率領的派系的議員，但麻生顯然是鷹派。所以用派系標籤來推導政治家行為，本身缺乏合理根據。
如上所述，岸田內閣的對華戰略，並非是岸田一個人所能決定，即便他是“知華派”，也難以扭轉大局，所以他是鴿派還是鷹派，事實上並不十分重要。就好像2007年擔任首相的福田康夫，是著名的“知華派”，但因為受到各方的牽制掣肘，中日關係並未能夠有較大的進展。
就岸田的個人外交態度而言，在就任首相前後岸田在對美、對華問題上，其論述是相對清晰的，也就是一定要緊緊地依靠美國，與澳、印等擁有“共同價值觀”的國家合作，推進“印太構想”，組建“民主同盟”，這個同盟如其所言，就是針對中國的。對中國“該主張的就要說”“要促使中國成為負責任國家”。但是岸田也承認中日經濟關係的重要性，所以他也希望“穩定兩國關係”。在當選後的記者會上，岸田強調中國是日本的鄰國，同時也是最大的貿易對象國，所以必須要與中國對話。在10月8日的臨時國會演說中也重複了上述觀點。
在岸田看來，遏制中國與穩定中日關係或許“魚與熊掌可兼得”，但這兩者是完全矛盾的兩個方向。岸田的外交政策是延續菅義偉政權時依靠美國拜登政府的既定路線，繼續深入走下去，與中國“對話”就會缺乏必要的基礎。正如習近平主席與岸田通話時所指出的那樣，需要日方“相向而行”，唯此對話才能有共同的基礎。
目前首先需要關注的，或許並非他所強調的“與中國對話”或“穩定中日關係”，而是岸田政權是否會“主動”破壞中日關係。從理性出發，破壞中日關係無助於日本的國家利益，也對岸田政權有弊無利，但事情發展會因為種種原因失控，最終導致誰都不願意面對的後果。
岸田在選戰期間的狠話、硬話，開了“危險的頭”。宣稱“對付中國”是其當選後“首要任務”。在岸田政權內部，存在着對中國不友善的勢力，而且這些勢力岸田不一定能控制。在日台問題上，安倍與高市等的態度比岸田更為激進，在經濟安全領域，黨幹事長甘利明的態度也極為激進，在半導體、外國對日投資、數據安全等領域，主張與美國“亦步亦趨”，對日本企業在這些問題上的慎重態度“不屑一顧”，而在涉疆、涉港等問題上，岸田為了討好黨內的反華派，在選戰期間主動提出如果當選將新設負責人權問題的首相助理，統籌領導各省廳專門針對涉港、涉疆問題。在國會通過“譴責中國人權決議”問題上，在選戰中岸田也說過贊同。這種態度，實際上已經遠遠超出安倍政府、菅義偉政府的正式政策。如何對待自己曾經說過的狠話、如何有效管理政權內部的各種聲音，對於岸田來說，非常困難。正因為岸田是相對“弱勢”的首相，在決策體系中並不具有絕對的話語權，從而讓新政權的對華政策增添了難以預測性。
今年以來，涉台問題稱為中日關係中的焦點之一。眾所周知，菅義偉訪美與拜登簽署日美聯合聲明之後，日本對台海態度有較大轉變，從過去的謹慎變為積極乃至露骨。但這種變化並非是一蹴而就，而是早有跡象。同時這種變化也並非意味著日本對台“政策”的大轉彎，其實日本對台灣問題的態度是一貫的，差別祇是隱性和顯性而已。
日本對台的“工作”是否顯性化，需要考慮兩個至關重要的外在因素，一是美國的態度，二是日本對中國的態度。美國如果在台灣問題上採取謹慎的態度，日本一定會跟在美國的身後，祇會在水面下繼續對台深化影響。二是日本如果看重穩定的中日關係大局，也會在對台態度上採取謹慎的姿態。在特朗普上台之前，日本基本如此。
即便美國對台採取危險的邊緣政策，挑戰中國大陸的底線，如果日本依然覺得中日關係穩定重要，也不會在對台問題上主動挑釁中國大陸的底線。如在特朗普時期，儘管特朗普在涉台問題上做得非常“出格”，日本雖有一定跟進，但總體依然謹慎，是因為日美關係當時處於非常不穩定的狀態，日本需要穩定中日關係來穩定自身的外交大局。
因此，岸田內閣的對台政策，祇要美國對台的態度依舊，日美關係不生變，與菅內閣時期相比不會有太大變化，依然會採取比較“積極”的態度。
目前值得重視的是，日本越來越將其台海政策與安全問題相聯繫，岸田內閣成立後，官房長官松野博一就稱“軍事平衡從總體上來說變得有利中方”。日本政府通過渲染可能出現“台海衝突”，藉機加強日美的安全合作，同時也通過這種渲染，在國內鼓噪子虛烏有的“危機感”，煽動民族主義，突破國內限制，完善能讓日本將來跟隨美國干涉台海的“法律基礎”。岸田在選戰中接受美國《華爾街日報》專訪時甚至稱日美應該就台海進行“兵棋推演”，就很充分地表明了目前日本對台的態度。
岸田是否能夠有效地管理政權內部的對台態度，現在也還是未知數。岸田的後台安倍和麻生都是親台派，安倍在卸任首相後其右翼、親台的一面毫無顧忌地暴露，而麻生此前也表示“日美應共同防衛台灣”，這樣的“政權監護人”在背後鼓噪，即便岸田想在涉台問題上採取較為謹慎的態度，也會面臨困擾。在總裁選舉前，高市早苗竟然與台灣當局領導人蔡英文視頻對話，這種遠遠超出日對台既有態度的做法，很可能形成示範效應，從而讓日本的政客行為更加大膽放肆。雖然高市不是政府要員，但作為執政黨的高層，如果在涉台問題上行為過於出格，依然會對中日關係形成極為負面的影響。
印太戰略是岸田內閣外交的基本框架。在施政演說中，岸田將此列在“外交、安全保障”板塊的首位。岸田稱日本要“守衛自由、民主主義、人權、法律支配的普遍價值，要與美、澳、印、東盟、歐洲等盟國、志同道合國家合作，有效利用日美澳印機制，有力推動自由與開放的印太”。
日本的印太戰略，是2000年以後日本逐漸形成的主體對外戰略，2006年安倍擔任首相、麻生太郎擔任外相的時候提出的“自由繁榮之弧”以及當時安倍提出的日、美、澳、印“四國同盟”其實就是後來的印太戰略的先聲。
日本的外交歷來秉承現實主義，也就是說，價值觀問題過去並不受日本重視。之所以從自由繁榮之弧開始，所謂的價值觀或者政治制度問題成為日本外交的最主要的工具之一，其實是日本為了應對中國崛起而進行的自我調整。
在對華戰略上，日本的“牌”逐漸喪失。政治、軍事領域日本的影響力都無法與中國比肩。2001年中國入世之後經濟高速增長，逐漸縮小與日本差距，直至2010年GDP超過日本，日本引以為傲的經濟優勢也不復存在。因為其他的手段基本喪失，強調價值觀則可以顯示中國的“異質”，將中國定位為挑戰並破壞既有國際秩序的“專制暴發戶”，又可以以此價值觀為幌子、名分，拉攏所謂的價值觀盟友，從而形成對中國的“外交上的包圍”。這個意圖在岸田的施政演說中也說得非常明白。
美國有美國的印太戰略，日本有日本的印太戰略，東南亞國家也有自己的印太戰略，側重點各自不同。美國主要是從大國競爭和安全的角度去定義，而東南亞則主要從經濟領域去看待，不一定是針對中國。日本原本是從經濟和外交鬥爭的角度去看待印太戰略，隨著與美國合作的加深，安全一面越來越突出。目前在印太戰略上，日美是“全方位對接”。
但日本的利益並非與美國完全一致，首先從經濟角度而言，日本熱衷於印太戰略，目的是要在印太地區削弱中國的影響力，所以這幾年日本一再強調與東盟國家等的價值觀一致性，指責中國“一帶一路”讓許多國家陷入財政危機等。但目前日本經濟的復蘇與增長無法離開中國，日本的經濟界在中國具有龐大的利益，日本如果要追隨美國與中國打貿易戰，就會面臨經濟上的嚴重損失，這也是菅義偉政府在所謂“譴責中國人權”問題以及指定所謂的日本版“馬格尼茨基法”問題上持謹慎態度的原因所在。但到了岸田政權，因為幹事長甘利明在上述問題上的激進態度，或許日本政府的態度會與菅政權時有所不同。
其次，美國的印太戰略突出安全因素，日本對此持贊同態度，但日本也擔心，一旦在此問題上涉入過深，因為日本的力量遠遜於美國，應對外交風波的能力也遠遠弱於美國，如果在安全問題上與中國強硬對立，必然導致中日關係出現大波折，所以日本並不希望在安全問題上完全跟隨美國的腳步，而是根據自己的需要，有選擇性地參與美國的行動。
因此，所謂的日美印太戰略的全方位對接，其中也存在程度的差別。
總體而言，岸田政權的外交，雖然在大方向上比較清晰，但因為其政權本身的“特殊性”，具體會採取怎樣的措施，依然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
注釋：
①“岸田氏、甘利氏を重視 要求通らぬ安倍氏、人事に不満 清新さ乏しく.自民〔深層探訪〕”、https://news.yahoo.co.jp/articles/43790cf45d800fb7b4444f686046965a26e0b9ce。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1年11月號，總第287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