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經濟刺激與財稅收入之間的平衡。2020年早春日本疫情暴發以來，安倍與菅義偉內閣已在刺激計劃上花費222萬億日元。岸田目前別無他法，只能繼續執行現有經濟政策，並擬定另一個刺激計劃。同時，其又表示不會放棄財政整頓，多次強調財政紀律的重要性。然而，目前外界尚看不到岸田如何找到相關財源以及解決巨大財政赤字的良策。
第四，短期急功與長期計劃的平衡。岸田新政權支持率低開低走，上任之際東證指數隨即下跌，此實為日本政壇多年來所罕見。大半年內，岸田即將面臨兩場國會選舉大考，留給其創造政績的時間並不充裕。為了贏得支持率和選舉，岸田無疑需要更多短線操作，追求政策的短期效果而非長遠利益。
第五，內政與外交的複雜平衡。岸田內閣非常重視經濟安全保障，新設專管大臣職位，黨政人事安排也體現“對華經濟安保派”坐大傾向。如果此策主要針對中國，包括部分“築墻、脫鈎”，則無疑會傷及中日經貿合作關係。只有避免國內政治對外交的過度干擾，努力使兩者良性互動，才能構建有利的發展環境，做到睦鄰友好，合作共贏。然而，這方面岸田政府似乎在做相反的事情。
第六，內部權鬥與政策統籌的平衡。岸田的勝選及後續黨政人事安排表明，“安倍—麻生體制”的影響力仍舊很大。同時，黨內各大派閥也在相互爭奪權力。岸田要按自己的意志去決策，確保施政理念和政策舉措不受牽制和擺布，殊非易事。解決日本的結構性難題需要深化改革，其中牽涉各種既得利益，這將考驗岸田的勇氣和智慧。
中日合作不乏機遇
日本經濟受到疫情的嚴重打擊，目前看，其在2021年的經濟復甦比其他西方國家要相對緩慢。岸田新政權反覆宣示將工作重點置於應對疫情、發展經濟與改善民生上，就此而言，中日有廣闊的合作潛力和互利空間。
雙方合作的機遇確實非常多。例如，在新冠肺炎疫情下，各國經濟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日本所受衝擊尤甚但對華貿易卻逆勢增長，在其對外貿易中占比高達23.9%，創歷史最高紀錄，同時，日本對華投資收益率在其海外投資也達歷史最高。這足以說明，作為日本第一大貿易夥伴，中國的增長可為日本經濟和社會發展注入新活力、創造新增長點，日本自身發展離不開中國機遇。
具體而言，比如在宏觀政策、社會公平、共同富裕、分配改革等方面，中日施政志向頗具交匯點。習近平主席10月8日在與岸田首相的通話中，強調雙方應該加強治國理政交流和經濟政策協調。習主席還指出，雙方應該協調應對全球性挑戰，維護世界和平穩定發展。因此，中日完全可以在抗擊疫情、應對氣候變化等重要國際問題上密切溝通合作。又如，中日經濟都有依賴全球自貿體制及海外市場的特性，兩國也都在推動區域多邊貿易機制，誠如習主席在上述通話中所言，中日應共同維護公平開放的貿易和投資環境，實現更高水平的優勢互補和互利共贏；雙方應該踐行真正的多邊主義，積極促進區域合作。中日曾聯合推動達成RCEP，岸田執政期間雙方在中國申請加入CPTPP上亦不乏合作空間。再比如，中日在5G、人工智能、自動駕駛、新能源及綠色經濟等方面可以優勢互補，在技術革新、標準制定及國際市場開拓上取得共贏。
岸田當選後多次表示，中國是日本的鄰國，也是最大貿易對象國，雙方要開展各種交流和對話。明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兩國可以考慮合作的機遇較多，尤其可借此重溫初心，相向而行，共同迎接這一重要歷史節點，開辟兩國關係新的發展前景。
來源：經濟日報 作者：吳懷中（中國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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