鮮明的時代特點
新時代的宏觀經濟治理，在把握新發展階段與貫徹新發展理念過程中與時俱進。相較於以往，具有以下幾個方面的主要特點。
第一，更加突出以國家中長期發展規劃作為宏觀經濟治理的戰略導向。傳統的宏觀調控以短期的經濟目標為導向，通常以保證短期內經濟增速或通脹水平穩定作為核心目標。新時代的宏觀經濟治理則把握新發展階段的特征，“以國家發展規劃為戰略導向”“增強國家發展規劃對公共預算、國土開發、資源配置等政策的宏觀引導、統籌協調功能”，不斷完善宏觀經濟治理。黨的十九大以來，中央有針對性地對經濟發展的中期(“十四五”時期)、長期(到2035年)以及超長期(到2050年)目標進行了合理規劃，形成了多層次的目標體系，明確了宏觀經濟治理的階段性任務。在國家發展規劃的戰略導向下，宏觀經濟治理更好地將經濟短期運行與中長期發展有效銜接，更有利於增強經濟發展動能並釋放經濟發展潛力，推動中國經濟平穩健康發展。
第二，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同時注重與需求側管理相配合。傳統宏觀調控是以調節總需求為核心，主要運用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等總需求管理手段。新時代的宏觀經濟治理則是供給與需求並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給質量，減少無效供給、擴大有效供給，著力提升整個供給體系質量，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結構的適應性。需求側不僅依靠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還要著重加強需求側管理。對此，2020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需求側管理”，指出“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要緊緊扭住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條主線，注重需求側管理”。需要強調的是，需求側管理與西方宏觀經濟政策理論中的總需求管理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概念。總需求管理是使用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對經濟運行進行短期的逆周期調節，進而穩定短期經濟波動。需求側管理更注重通過結構性政策解決中長期經濟發展問題，進而培育完整內需體系和構建強大國內市場。需求側管理的重要性就在於擴大居民消費，提升消費層次，使建設超大規模的國內市場成為一個可持續的歷史過程。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需求側管理緊密結合，可以推動“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動態循環，助力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是宏觀經濟治理的重要舉措。在暢通國內大循環方面，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能夠有效淘汰落後產能，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實現高質量產品的生產要求，從而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需求側管理能夠改善總需求結構失衡的困境，提升居民消費的規模和質量，從而對供給側形成牽引作用。因此，需求側管理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相互配合能夠推動國內國際雙循環的形成，即通過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高產品供給質量，穩固中國在國際產業鏈中的競爭力；通過需求側管理持續釋放消費潛力，為國際大循環提供動力，從而促進新發展格局的構建。
第三，以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作為主要手段，構建“區間調控+定向調控+相機調控”的調控方式。中國宏觀調控體系除了包含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還包括產業政策和投資政策等其他政策，但在很長時期內，其主次關係未得到明確區分。黨的十八大以來，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宏觀調控中的主要地位得到進一步強化。“十三五”規劃綱要要求，完善以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為主，產業政策、區域政策、投資政策、消費政策、價格政策協調配合的政策體系。“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在論述宏觀經濟治理部分繼續強調，要“以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為主要手段，就業、產業、投資、消費、環保、區域等政策緊密配合”。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是短期內調節經濟最為有效的手段，強化其主要地位，有助於提高宏觀經濟治理的整體效率。在調控方式上，要貫徹“區間調控+定向調控+相機調控”的思路，堅持不搞“大水漫灌”。區間調控明確宏觀政策什麼時候需要有所作為、什麼時候需要保持定力，讓市場自我調節機制發揮主導作用。定向調控與相機調控則是在宏觀政策需要有所作為的情況下，進一步明確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做什麼”和“如何做”的問題。“區間調控+定向調控+相機調控”的調控方式，既有助於防止經濟的大起大落，也能夠進一步提高宏觀經濟治理的有效性。
第四，增加跨周期政策設計，彌補逆周期調節的不足。西方宏觀政策理論著重強調逆周期調節，面對經濟短期內的擴張或放緩，宏觀政策要盡快通過緊縮或寬鬆的操作讓產出缺口與通脹缺口恢復至零附近。然而，數十年來的各國宏觀調控實踐凸顯了逆周期調節的局限與不足。首先，為了讓產出缺口與通脹缺口迅速回歸至零附近，在逆周期調節思路的指導下，宏觀政策力度可能會過大，從而導致金融風險加劇等一系列問題。比如，21世紀初美國為應對經濟衝擊採取了過低的利率水平，為之後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埋下了隱患。其次，宏觀政策在短期內對經濟進行較大力度與較為頻繁的逆周期調節，可能會快速地壓縮政策空間，從而降低政策操作的可持續性，也會影響調控效率。因此，2020年7月30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首次提出，完善宏觀調控跨周期設計和調節，實現穩增長和防風險長期均衡。2021年7月30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再次強調，要做好宏觀政策跨周期調節，保持宏觀政策連續性、穩定性、可持續性。跨周期調節有利於平衡經濟增長、金融風險、經濟結構等多個目標之間的關係，既保證宏觀政策力度的充足，也能預留足夠的政策空間，從而更好地保證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之內。
第五，注重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著力促進中國經濟在新發展階段與新發展格局下的內外均衡。在新時代宏觀經濟治理中，國際宏觀經濟政策的協調是重要的組成部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要“加強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這既與後國際金融危機時期國際環境發生的深刻變化有關，也與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發展階段、構建新發展格局緊密相連。就國際環境而言，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世界經濟陷入了低增長泥潭，同時貿易保護主義有所抬頭，經濟形勢複雜多變。新冠肺炎疫情帶來的巨大衝擊更是使世界經濟面臨前所未有的衰退風險。在此情況下，國際社會必須摒棄以鄰為壑的政策選擇，加強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協力應對經濟與金融等方面的挑戰，才能更好地推動世界經濟重新恢復良好的增長動力。對“加強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的強調，體現了大國的責任與擔當，有助於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設。就中國經濟而言，經濟發展進入新發展階段，要著力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經濟發展的內外均衡至關重要。因此，宏觀經濟治理要在堅持以我為主的前提下，加強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更好地暢通雙循環通道，助力經濟高質量發展。
第六，強化底線思維和風險意識，構建重大風險識別預警機制。機遇與風險並存，是新發展階段的突出特征；統籌發展與安全，是新發展理念的重要內容。因此，習近平經濟思想著重強調底線思維和風險意識，重點防範重大經濟風險與系統性金融風險。從國際經驗來看，風險爆發不僅會造成一個經濟體的劇烈波動，而且還會導致經濟長期且深度的衰退。對於發展中經濟體而言，更是可能會導致經濟追趕步伐中斷，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等困境之中。因此，“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明確提出，健全重大風險識別預警機制。對重大經濟風險提前做出防範，這更有助於完善宏觀經濟治理。
第七，重視宏觀經濟治理數據庫與評估評價制度的基礎性支撐作用。宏觀經濟治理是一項複雜的系統性工程，要想達到理想的治理效果，既需要在事前對經濟形勢進行準確把握，以便進行正確決策，又需要在事後對宏觀政策的效果與影響進行全面評估，不斷地總結積累經驗，以進一步提高宏觀經濟治理的效率。“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不僅明確要“加強宏觀經濟治理數據庫等建設，提升大數據等現代技術手段輔助治理能力”，而且強調要“健全宏觀經濟政策評估評價制度”，這是相較於以往宏觀調控的重要改進。重視宏觀經濟治理數據庫與評估制度的基礎性作用，成為新時代宏觀經濟治理的一大突出特點。
總之，立足新發展階段，堅持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習近平經濟思想引領著新時代宏觀經濟治理實現了理念與思路的重大創新，為全球宏觀經濟治理提供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我們相信，有科學的理論體系和正確的政策方針指引，中國將更好地應對複雜多變的國際環境，更好地鞏固國內經濟穩中向好的發展勢頭，向著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穩步邁進。
來源：經濟日報 作者：劉偉、陳彥斌（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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