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10月13日電／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指出，“改革開放後，我們黨深刻總結正反兩方面歷史經驗，認識到貧窮不是社會主義，打破傳統體制束縛，允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推動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並且強調，“要堅持基本經濟制度，立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兩個毫不動搖’，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先富帶後富、幫後富，重點鼓勵辛勤勞動、合法經營、敢於創業的致富帶頭人”。
經濟日報發表中國財政科學研究所原所長賈康文章表示，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在改革開放新時期取得了一系列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目前已經實現了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在中華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會，人均國民收入達到1萬美元以上。按世界銀行現行標準，這一水平已屬於全球中等收入經濟體的上半區水平。這一致富的過程，是按照允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的路徑展開的。那麼，為什麼要按照這樣的路徑來實施呢？這需要結合經濟社會發展規律來認識和理解。 改革開放之初，作為“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的鄧小平同志就言簡意賅地指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所以，要體現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一定要抓住發展這個硬道理不動搖，按照黨的基本路線，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在解放生產力中使廣大人民群眾富裕起來——由溫飽到小康，再使人均國民收入等主要指標上升到發達國家水平，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實現這一宏偉的現代化戰略目標，鄧小平同志明確提出，“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來，帶動和幫助其他地區、其他的人，逐步達到共同富裕”“我的一貫主張是，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大原則是共同富裕”。這一發展思路，也被人們簡稱為“先富共富論”。
文章認為，之所以有這樣的發展思路與政策方針，從根本上講，是基於我們黨對經濟社會發展規律的深刻認識和正確把握。人類社會經濟發展中，不同社會成員和不同區域間收入和財富水平提升的過程，從來都是有先有後、差異化的。造成這種差異化的原因，從個體來說，既有辛勤程度、理想動機等主觀原因，也有天賦條件、歷史機遇等客觀原因；從區域來說，則是由於自然、地理、資源條件方面和歷史、發展階段方面的多種因素帶來的。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初，人均國民收入位於全球最低水平組別，繼續實施平均主義的分配政策，已完全不適應“三步走”發展戰略的客觀要求；而作為世界第一人口大國，全體人民居住在發展差異極為顯著的不同區域，想使全體人民齊頭並進走向共同富裕缺乏可能性。因此，允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直觀地看，就是要打破因襲多年的平均主義老框架，鼓勵和激發人民群眾和各個區域爭先恐後致富發展。這是深刻洞悉經濟發展客觀規律，以優化分配政策呼應體制機制改革的可操作方案。 從經濟學理論研究視角看，庫茲涅茲首先提出收入分配、財產分配的“倒U曲線”，即發展過程中，經濟較不發達的前半段收入差距擴大，到達一定發達程度後，收入差距會趨於縮小。雖然理論界對於收入差距是否可以在發展的後半程自動實現反轉一直有爭議，但對前半程的差距拉大，卻存在基本共識。《21世紀資本論》作者皮凱蒂以實證材料分析總結，從百年以上的時間跨度看，資本要素在經濟發展中獲得的收益水平高於勞動要素，從長期看收入差距必然呈擴大趨勢。上述兩種認識，都從學術角度佐證：以欠發達狀態為起點追求經濟起飛，承認一定時期內收入分配差距會擴大，允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是合乎學理的、必然的選擇。
這也啟示我們，對於如何以“先富”帶動而實現“共富”，又如何掌握由“先富”而達到“共富”的轉變過程，合乎邏輯的政策思維，是在“倒U曲線”爬坡時，適當加入合理的調節措施，使之不那麼陡峭，防止“兩極分化”。這是走向現代化的中國需要注重的一個歷史性命題。 改革開放40多年來的發展實踐雄辯地證明，我們黨實行的允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的方針政策，有力地促進了破除平均主義大鍋飯、富民興邦的進程，是創造舉世矚目的“中國奇跡”的重要支撐。並且，由於統領這一發展過程的“大原則”“大方向”是共同富裕，中國在改革開放後啟動了西部大開發，使較發達的先富地區轉過頭來支持欠發達地區；其後又有新農村建設、鄉村振興和健全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深化財稅改革、脫貧攻堅等一系列重大舉措，使全體社會成員“富起來”，成功實現全面小康；在黨中央圍繞“促進共同富裕”作出戰略部署的推動下，中國有望以“先富”為基礎更有效地調節收入差距加快“共富”進程，進而更好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最終實現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宏偉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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