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需要特別重視社交媒體對兩岸關係的負面功能。
社交媒體的影響性，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負面的，更是可以亦正亦負的。在當前的兩岸社交媒體中，因為媒體平台的不同，加上傳播技術的限制，導致雙方存在互不相通、各說各話的現象，一時之間不容易打破這樣的傳播格局。但是，兩岸社交媒體在各自的輿論場中，發揮促進或者制衡兩岸關係的輿論作用，的確是非常突出的，其中負面的功能之巨大，是令人憂心的。
比如2014年3月爆發的台灣“反服貿”運動中，台灣的社交媒體的表現尤為突出，就服貿問題開展的街頭政治運動持續時間之長、參與人數之多、後續影響之大與社交媒體的積極參與是切割不開的。有研究者對此進行了深入的分析：社會運動的孵化器，傳播與政治如影隨形，尤其當前台灣處在社會轉型期，移動傳播的介入如同“死水入活魚”，無論是政黨形象塑造、還是紅綠惡鬥、選舉造勢等，移動新媒體都在其中發揮著越來越大的社會影響力。2014年發生的“反服貿運動”是新媒體助燃社會運動蔓延的最好體現。在運動醞釀期，以青年學生為主的抗議者利用Facebook與PTT等網站刊文，樹立討論靶子，並不斷挖掘當局企圖隱藏的醜聞；使用YouTube和“攝友會”進行視頻分享，擴大影響；利用谷歌旗下的軟件Hangout召開視頻會議，分派任務保持聯繫；運動從網上走到網下，變為群體性的街頭抗議之時，利用Ustream和無人視頻飛行器在Twitch平台上實時直播，並且將占領“立法院”的視頻短片第一時間上傳到CNN的公民記者欄目。根據台灣汪子錫教授的統計，青年抗議者還通過架設網站，在短短的幾小時內籌集到接近700萬新台幣。這祗是近些年台灣頻發的抗議活動中的一例，但特別的是，在這場運動中以社交平台為旗手的移動新媒體不僅起到了傳統媒體提供信息、維持聯繫等作用，還在維持秩序、動員士氣、籌集物資與規劃統籌方面提供了支持，可以說，它們成為這場社會運動從醞釀到爆發的重要因素。②
又如在2019年下半年的香港“反修例”暴力運動中，香港青年與台灣青年的互動及配合，都是通過社交媒體完成的。社交媒體在破壞港台關係方面，起到了最大的負面功能作用。這是前所未見的。
對於主流媒體來說，更加在意的是社交媒體的負面傳播效果，比如沒有“守門人”制度，去除新聞專業主義等等。社交媒體導致去新聞真實化，以情緒替代理性，也是主要的問題，令人詬病。
有專家從宏觀的角度來分析社交媒體的負面功能：其一，危害國家安全。在互聯網技術的發展中，其給網民提供了交流的平台，但是在網絡的發展中，網民不需要任何執照即可發送相關的信息，其打破了傳統媒體的局限性，可以較好地提升信息傳播的效率，然而在互聯網技術的發展過程中，其同樣給不法分子帶來了可乘之機，不法分子利用網絡平台，可以傳播相應的謠言，並且發表極端的言論來危害國家的安全。其二，削弱政府職能。在傳統的媒體發展中，政府具有較強的監督職能，可以對媒體的信息進行把關，而在互聯網技術的發展中，政府的職能已經被無限削弱。雖然各國政府可以通過監管、屏蔽和清理等方式來對互聯網進行管理，但是在社交媒體的出現過程中，其對政府的把關能力產生了較大的衝擊。網民在互聯網中可以自由地發表言論，並且傳播速度相對較快。互聯網社交媒體的發展對政府的把關職能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其三，西方國家的煽動影響。在互聯網社交媒體的發展中，西方國家技術相對先進，已經壟斷了部分信息資源，但是在其互聯網技術的發展中，由於不法分子的煽動影響，致使國際環境的穩定性受到了較大的影響。在互聯網技術的發展中，社交媒體網絡平台已經成為了西方國家的重點政治工具，十分嚴重地影響了國際社會的穩定性。其四，不利於為網民營造良好的環境。互聯網的發展為網民提供了便利的網絡環境，但是由於不法分子惡意傳播不良信息，對網民的人身和財產安全產生了較大的影響。不法分子利用網絡社交媒體肆意地散播謠言，對網民的網絡環境帶來了較多的安全隱患。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