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通过增加居民消费提高各群体的广义经济活动参与率。渐进延迟退休年龄和加快转移农村剩餘劳动力，无疑有利于提高劳动参与率，增加劳动报酬和城乡居民收入。这些群体不仅通过提高劳动参与率从供给侧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他们的收入增加还将显著扩大消费需求，通过乘数效应从需求侧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为达到这样的结果，还需要其他政策协同发力，重点是解除这部分人群对基本民生的后顾之忧，提高他们的消费倾向，做到消费需求同收入之间保持合理比例的扩大，把劳动参与率提高的结果最大限度地转化为经济活动参与率的提高。
最后，消除各种体制机制障碍，拓宽转移劳动力的社会上升通道。社会流动既包括人口、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行业及岗位之间的横向流动，也包括由前者推动的在职业类别、收入分组、教育和技能水平、社会身份等方面的纵向流动。农村剩餘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从事非农产业就业，是典型的横向流动，已经通过劳动报酬的不断提高增加了农民工收入以及农户的工资性收入。然而，由於绝大多数农民工尚未取得打工地的城市户籍身份，他们在城镇还没有完全均等地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技能提高、职业发展和收入地位改变这种纵向流动通道还不通畅。因此，加快以农民工市民化为核心的户籍制度改革，就是推动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的具体路径，也是促进社会性流动的重要突破口。
形成分享生产率提高成果的社会机制
GDP这一指标所表达的是全年所创造最终产品和服务总值的人均占有水平，因而也就反映了全国平均的劳动生产率水平。根据测算，从现在起到2025年以及2035年的人均GDP增长幅度，分别为大约32%和60%，这也代表著今后15年里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幅度。无论是从理论逻辑、历史经验，还是现实需要，都提出了对这个劳动生产率提高结果进行分享的要求，以促进社会性流动，让每个人都有上升的空间。
在分享生产率提高成果的过程中，政府责任就是履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強普惠性社会保护的职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扩大社会性流动的微观动力来自每个人的辛勤劳动与市场激励机制的结合。通过参与就业创业等经济活动，个人和家庭的收入水平得以提高，社会地位获得提升，人的价值和全面发展要求得到实现。市场机制具有优胜劣汰的激励效果，同时也带来了创造性破坏。为了提高效率，市场不需要保护低效的市场主体和过剩产能，甚至可以不必保护那些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及其岗位。但作为经济活动参与者的人，在任何时候都需要社会保护。因此，越是需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決定性作用，就越是需要加強社会保障体系、劳动力市场制度和社会共济机制，实现社会保护的全覆盖。
从全球数据得出的统计规律看，处于人均GDP从10000美元到25000美元提升阶段的国家，通常会经历一个社会福利水平大幅度提高的过程，政府的社会支出占GDP比重大体上都从26%的水平跃升至36%这个福利国家的标志性水平。从现在起到2035年，中国恰好处于这样的发展阶段。从理念上讲，福利国家並不等同于高福利国家，更不等同于超越发展阶段的过度承诺，而是公共政策更加強调对每个公民全生命周期的收入和支出做出平滑配置。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后的15年应该成为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福利国家的时期。
参与生产率成果分享也是包括企业在內的各类市场主体履行社会责任的活动。其中最重要的参与方式就是救助性捐赠、慈善事业和志愿者活动，相应产生所谓第三次分配的效果。生产率提高在不同行业表现不一，收入在各群体之间的分配也存在差異，借助道德、文化影响，企业、个人以及社会团体通过自愿捐赠、从事慈善事业、志愿行动等方式回馈社会、扶贫济困，是对社会再分配的有益补充，也是分享生产率整体提高成果的有益方式。之所以称之为第三次分配，一方面，表明这个分享形式主要还是补充性的，不能代替再分配基础上形成的国家福利体系；另一方面，表明它的确也具有一定的再分配功能，通过济贫、济困和救急等行为，或大或小地产生缩小收入差距、拓展困难群体上升通道，进而缓解社会矛盾和增強社会凝聚力的效果。
企业在参与第三次分配的同时，也有大量机会从经营活动的方面参与生产率提高成果的社会分享。理论上说，经济活动从第一产业到第二产业及至第三产业的演变，以及三个产业的此消彼长，都是在更初始产业的生产率达到一定高度的基础上发生的。由於这种变化符合产业结构演进的规律，因此只以纯粹的经济发展过程表现出来，企业的参与也属于纯粹的市场行为。然而，在更高的发展阶段上，也有一些更具社会效益或外部效应的经济活动，因为具有更明显的生产率分享性质，企业並不完全从营利动机出发或以纯粹市场主体面貌参与，而是可以按照政府补贴和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方式进行。这类活动涉及有利于提高人类发展水平、促进社会性流动、改善民生和促进可持续发展等的诸多基础性领域。例如，改善人民身体和心理健康的公共卫生服务供给，拓宽居民精神享受空间的活动，提升人力资本等服务的供给；通过家庭照料活动的社会化拓展家庭预算曲线，使其在劳动参与同生育、养育和教育子女活动之间的权衡中，能夠更好兼顾社会和家庭利益；有利于协调代际关系，促进可持续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的绿色投资；重新确立技术创新和技术应用导向，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和更高质量工作岗位；具有远见的科技创新探索活动，以及准公共品性质的科技应用基础设施安装活动等等。通过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企业和投资者可以在经济活动的众多领域和环节，履行自身的社会责任，促进生产率提高成果的全社会分享。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蔡昉（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学术顾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