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在實體經濟偏冷的情況下，中國房地產、股票等市場出現過熱跡象。為了推動經濟從疫情中快速復甦，中國在正常的貨幣政策空間內也執行了“超常規”的貨幣政策，貨幣、信貸、社會融資規模等金融指標全面超預期增長，M2增速從2020年3月起連續保持10個月兩位數增長，2021年在2020年高基數的基礎上繼續保持8—10%較高增速，6月M2增速為8.6%。在實體經濟增速尚未恢復正常水平的情況下，相當一部分貨幣進入了房地產、股票等市場並導致相關市場出現過熱的趨向，形成“經濟滯、金融漲”特殊形態的“滯漲”現象。
文章表示，曾有經濟學家分析認為，貨幣政策應對供給衝擊以及“滯漲”面臨著進退兩難的困境，基本無計可施，所以只能“扛”而不能“抗”，坐等相關影響消化、消失後，經濟自然重歸正軌。雖然說邏輯上正確，有一定道理，但實體經濟特別是競爭力較弱的小微企業在“扛”的過程中不得不承受巨大痛苦。因而，貨幣政策還要善於對供給衝擊做出積極反應，有效減弱實體經濟和小微企業遭受的衝擊力度。
一是在“以穩為主”貨幣政策取向不發生改變的情況下，注重貨幣政策的微調、預調。大宗商品價格上漲目前還屬於價格的結構性調整，並不是總需求拉動的全面通貨膨脹。在大宗商品價格上漲的背景下，實體經濟在交易購買大宗商品時也確實面臨著更多的流動性需求。如果遇到漲價就沿用全面緊縮的做法，不僅無益於實體經濟防通脹，還會加重實體企業的負擔和痛苦，甚至可能引起經濟衰退。此次央行全面降准，釋放出更多的流動性，正是適應和滿足實體經濟需求的貨幣政策微調。同時，對於這種外部供給衝擊，央行還需要很高的預見性和處理的藝術性，加強對國際國內經濟形勢的跟蹤分析，實時預判產品供需和價格走勢，做到貨幣政策提前給量、小步快走，有序消化供給衝擊帶來的影響。
二是推出更多結構性、直達性貨幣政策工具。國內外實踐證明，貨幣政策不僅僅是總量政策，也是結構性政策。在中國貨幣、信貸等總體規模可以滿足實體經濟需求的情況下，特別是當前還面臨“經濟冷、金融熱”新形勢下，中國更需要推出結構性、直達性貨幣政策，綜合利用各種政策工具，加強激勵約束和政策引導，推動貨幣、信貸資源從房地產和過熱的金融市場流出，更多流向實體經濟和小微企業，更好支持實體經濟復甦和應對供給衝擊。
三是推動產業政策、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同發力。與貨幣政策相比，產業政策、財政政策的針對性和直達性往往更強。從應對這次大宗商品漲價帶來的外部供給衝擊來看，中國可以有針對性地推動國內大宗商品生產適度擴大產能和釋放產能，降低相關生產領域稅費、物流、信貸等成本，加大對小微企業的定向救助救濟和成本分擔，推動上游企業向下游延伸提升整個行業韌性等，以綜合施策的方式提升中國經濟抵抗外部供給衝擊的能力，推動中國實體經濟盡快回歸正常增長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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