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美聯儲議息會議中關於縮減購債（Taper）的信息有限，給了一個2023年年底前加息兩次的“遠期合約”，實際上只是在做預期引導。相比於2013~2018年的收縮過程，目前美國經濟還遠未到“過熱”水平，甚至隨著政策刺激的脈衝效果減弱，明年通脹和經濟增長可能在高基數下明顯回落，因此市場不用過度擔心加息周期的啟動。
綜合通脹和就業兩大政策目標看，年內美聯儲實行Taper的可能性較大。當前處於對Taper的討論階段，今年三季度美聯儲可能釋放明確的Taper信號，年底或者明年初正式實施。和2013年相比，疫情以來美聯儲與市場溝通效果較好，未來如果美聯儲釋放實施Taper的信號，市場衝擊可能較為溫和。
沈建光：貨幣政策方面，儘管當前美聯儲仍然認為通脹是暫時的，但6月美聯儲議息會議上，美聯儲內部已經開始討論縮減QE，並且預期2022年加息的官員增至四成。受此影響，截至6月17日，美元指數已反彈至91.4，比5月的低點反彈近2%。在資本外流和輸入性通脹的雙重壓力下，新興市場已迎來加息潮，土耳其、俄羅斯央行均已行動，巴西央行近日對基準貸款利率進行了年內的第三次上調。在此背景下，預計前期人民幣匯率的走勢也將有所調整。
鐘偉：新冠肺炎疫情至今，一些經濟體陷入了困境。有的是因疫情控制不力使經濟復甦遙遙無期，有的是因債務增長和國際收支出現困難，還有的是因偏重於就業和增長而提高了對通脹的容忍度。兩位覺得後疫情時期，全球金融風險是否有所抬升？包括大宗商品在內的資產價格還會高歌猛進嗎？
李迅雷：為了應對疫情帶來的負面影響，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經濟體多採取量化寬鬆的貨幣政策，政府杠杆率水平也在過去兩年大幅上升，並由此推升樓市、股市和商品價格的大幅上漲。因此，全球的金融風險在明顯增加。
不過，在大數據時代，發現風險的能力也大大增強了。為了避免通脹持續，不少國家已經開始了加息周期。因此，大宗商品的價格要繼續攀升已經不太現實了。如近期美聯儲的議息會議也釋放了提前加息的信號，這對於壓制商品價格的上漲具有明顯作用。此外，Taper也在討論之中。總體看，資產和商品價格的不斷上漲，確實推升了全球的金融風險；但與此同時，政策應對的渠道和方法都比較多，這將有利於防範發生系統性風險。
沈建光：疫情以來，各國採用的非常規財政貨幣政策，導致全球經濟金融風險明顯抬升。我認為主要有三點：一是通脹風險。正如上面談到的，美國大規模的財政赤字貨幣化實踐，推高了全球通脹壓力水平。二是債務風險。在超低利率甚至負利率背景下，全球債務規模急劇攀升。據國際金融協會（IIF）統計，目前全球債務占GDP的比重已經攀升至360%。三是資產價格泡沫風險。目前，歐美股市持續走高，美國房價飈升。若未來貨幣政策轉向，可能引發資產泡沫破滅，進而導致一系列的連鎖反應。
鐘偉：疫情至今，中國對經濟運行的調控可圈可點，但畢竟不能將通脹置之度外。目前中國CPI相對低位，但服務價格上漲壓力不小；PPI漲勢則可能是2013年以來較為嚴峻的。有人認為，宏觀政策應對輸入型為主的通脹的空間不大；也有人認為，應將應對通脹和加速產業轉型結合考慮；還有人認為，通脹可能會加劇債務或資產泡沫風險。在
兩位看來，應對通脹之策，應包含哪些內容？
李迅雷：我的建議，首先是加快推進國內、國際雙循環的力度，加強國與國之間的合作，降低關稅，進而降低進口商品的成本。其次，打擊商品市場上的各種投機炒作行為，引導預期趨向理性。這輪歐、美、日的“大放水”，使得資本市場流動性過於充足，對此，我國至少要加大對國內商品市場投機炒作行為的限制。再次，要明確長短目標，短期應該擴大短缺商品供給。
沈建光：我認為，應對輸入性通脹及其影響，宏觀政策還是需要做好應對，在保障供給、穩定預期的同時，保持宏觀政策的連續性，關注受通脹影響較大的企業經營問題。具體來看，首先是要保障商品供給，穩定通脹預期。當前通脹現實與通脹預期相互加強，不利於穩定通脹。對此，應該多措並舉，保障重點商品的生產供應，比如穩步推進碳中和目標、加強大宗商品進出口和儲備調節等，降低供給端對大宗商品價格的擾動；同時，要加強相關部門與市場的溝通，穩定通脹預期。其次，宏觀政策要以穩為主，以緩解價格走高帶來的企業經營壓力。當前，國內經濟復甦基礎並不牢固、結構性失衡現象仍然突出，同時PPI上漲但CPI仍然可控。因此，貨幣政策不宜收緊，應在保持總量適度的前提下，兼顧調結構和防風險。此外，建議繼續採用有針對性的減稅降費措施、加大對再貸款、再貼現等的支持力度，改善下游中小企業現金流，緩解其生產經營壓力。
鐘偉：謝謝兩位的參與。迅雷總指出，下半年通脹或接近尾聲，儘管此後仍將在高位維持一段時間；而沈博士對通脹較為憂慮。但兩位均認為中國PPI向CPI傳導的預期並不強烈，仍需採取靈活的貨幣政策和寬鬆的財稅政策，以推進經濟的更均衡修復。沈博士指出了當下通脹、債務和資產泡沫三大風險；而迅雷總則指出，儘管金融風險有所上升，但全球系統性風險仍可控。
來源：《中國外匯》（鐘偉系《中國外匯》副主編，李迅雷系中泰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沈建光系京東數字科技首席經濟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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