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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全球“戰疫”鬥爭與兩次世界大戰數據比較 |
至於所謂西方民主制催生了西方科技、經濟和工業化發展，更是無稽之談。新航路開闢和殖民浪潮刺激歐洲人追求更先進的火器和海船，從而開啟了歐洲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進程，其中有一定的歷史偶然性。直到拿破崙戰爭時期，歐洲仍然是封建制度佔優勢，絕少有民主體制。拿破崙戰爭本質上是歐洲封建君主們對“革命法國”的戰爭。美國人把“自由女神像”送到法國，恰恰不是歐洲實行了民主體制，而是歐洲尚未普及民主體制。這說明歐洲開展科技與工業革命在先，而建立西式民主制在後。
從19世紀開始，初嘗科技先進、工業發展的歐洲加快了全球擴張進程，把亞非大部分地區變為其殖民地、半殖民地，並將其納入其經濟、貿易體系，使之為歐美發展“輸血”。這一進程使歐美積纍了財富、並開始加緊確立其民主體制，從此玩開了民主“遊戲”。
政府權威不足、在應對各類危機時效率和動員力低下，等等，是西方三權分立、權力制衡和“一人一票”民主的天然弊病。正因為如此，德日等西方後發國家，在其現代化“起飛”階段，都奉行典型的獨裁、專制甚至“極權”制度，而沒有奉行西方經典民主制度。即使美英這樣經典的西式民主國家，每遇重大危機，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都選擇加強政府權威、不再追捧民主“濫觴”。羅斯福一反美國政治傳統、連當四屆總統就是證明。
儘管西方民主制度存在政府權威不足、在應對各類危機時效率和動員力低下等弊端，但美歐等西方國家卻能把權力制衡和“一人一票”民主“遊戲”玩下來，其中一個特定的條件是美歐等一直著科技和工業革命之先鞭，長期坐在世界財富的頂端，有能力汲取全世界的富源供其揮霍。就此而論，西方民主是一種政治上的“奢侈品”，是富裕國家才玩得起的政治“遊戲”。這種政治“遊戲”適合於富裕階段的美歐，卻不適合不發達的非西方。即使對於富裕的美歐，這種政治“遊戲”也僅適合於“承平”時期，不適合於危機時期。此次新冠疫情在美歐肆虐對於美歐無疑是一道大考，而美歐政府及其權力制衡和“一人一票”民主制的大考成績顯然不及格。
2011年，曾以發表“歷史終結論”而出名的美國日裔學者法蘭西斯·福山發表《政治秩序的起源：從前人類時代到法國大革命》一書，該書以所謂“21世紀第一個十年出現‘民主衰退’”為研究起點，在對西方民主體制下的國家“軟弱”、權威不足、效率不高、“僵硬”等弊端表示“焦慮”的同時，卻出人意料地盛讚“中國是創造現代國家的第一個世界文明”，是“國家形成的範本”，是“開發國家制度的先行者”，並盛讚中國制度的治理“效率”、“能力”、“系統性”，否定有關中國制度的所謂“極權說”等。⑪福山對西方民主制度認識的“急轉彎”，有助於我們從更深層次認識西方民主制度的弊端、消除有些人對西方民主制度的盲目推崇。
隨著新冠疫情及目下這場並非“人對人”的“新世界大戰”的結束，財富、科技、現代化等將在全世界進一步擴散、分散，西方長期擁有的相對財富、科技優勢等將進一步縮水、削弱，將更難玩弄其效率不高、耗費很大的民主“遊戲”。美歐等西方國家要麼改革其難以適應類似新冠肺炎這類大規模傳染病流行造成的危機、效率不高的西式民主，要麼聽任西方衰落進程進一步加快。在此情形下，美歐當然不可能像冷戰結束初期那樣趾高氣揚地在全世界強力推廣西式民主。廣大非西方國家將更多、更普遍地依據各自的國情、各自的歷史文化及政治傳統，自由選擇並發展適合本國、本民族的政治制度，而不是被迫照抄美歐的三權分立制、“一人一票”制。世界政治發展模式與道路將越來越多樣化，越來越由世界各國人民自己選擇、自由選擇。
三、影響之三：深刻影響世界各國的發展觀與發展模式
近代數百年來、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70多年來，西方發展觀及其發展模式一直為國際社會所頂禮膜拜、並為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包括大多數非西方國家所效仿。近現代以來，尤其是戰後70多年來，盛行於亞非等大多數非西方國家的“現代化”概念與思潮，其內容與本質，簡而論之，就是所謂“趕超”，即“學西方”“趕西方”、“超西方”，尤其是“學美國”、“趕美國”、“超美國”，亦即效仿美歐等西方國家的物質主義發展觀和發展模式。
然而，近代數百年來西方所追捧、宣導的物質主義發展觀和發展模式，其基本特點就是“高消費、高浪費、高享受、高消耗”。美歐等西方國家總人口僅占世界總人口的約1/7，其占世界GDP和貿易總量一度超過世界總量的2/3，其所消耗的世界資源量也大體與後一比例相當，其歷史資源消耗量的纍積量比重，甚至還高於後一比例。受這種由“四高”驅動的發展觀和發展模式牽引，人類在資源使用和消費標準等方面毫無節制，導致巨量寶貴的自然資源枯竭、地球環境被破壞、自然生態惡化、科技發展走偏鋒。早在1972年，“羅馬俱樂部”的梅多斯等人就提出了著名的“增長極限論”，認為人類如果按物質主義邏輯和“四高”方式進行毫無節制的發展、將嚴重超出地球及地球資源承載力，最終將導致“增長的終結”和“崩潰”。⑫
此次看不見、摸不著、小小的“新冠病毒”肆虐，竟然使得上能太空攬月、下能深海擒龍、擁有各類最先進軍事裝備和高科技能力的全世界手忙腳亂、難以應對，無疑與這種西式發展觀和發展模式有直接、間接關係，並將促使人們深刻反思由“四高”驅動的西式物質主義發展觀和發展模式的弊端。建設一個節約型社會、推進節約型現代化建設的思路將替代“四高”發展模式，將更加受到國際社會和世界各國重視。
這次新冠病毒肆虐對人們發展觀和發展模式的另一個影響可能導致實體經濟在一些發達國家的“回歸潮”。一些國家、甚至是最發達的西方國家，之所以面對“新冠病毒”肆虐而手忙腳亂、束手無策，就如同呀呀學語的稚童般不堪一擊、更加脆弱，一個物質方面的重要原因，就是其在產業鏈方面單打一地重視高端、尤其是重視高端“殺人武器”的研發，而對處於產業鏈低端的產業則視若無物。
歐美國家雖然第三產業發達、高端產業和高科技研發走在世界前列，其實體經濟、尤其是低端產業卻被抽空。當“新冠肺炎”肆虐時，他們連起碼的防疫用品生產能力，如生產口罩、防護服、測溫儀和消毒水、呼吸機等醫療防護用品的生產能力，可以說是盡付闕如。他們衹能一方面向中國等東亞低端生產能力強的國家求助甚至高價搶購，一方面衹能匆匆組織生產。情急之下，不得不為爭奪這些簡單的醫療防護用品而你搶我奪，露盡窘態。更有甚者，類似瑞典、英國這樣的發達國家，因缺乏應對新冠疫情的物質準備和心理準備，乾脆採取“鴕鳥”政策，奉行虛無主義立場，把帶有惡性傳染危害的新冠疫情說成是普通疾病，期待患者碰運氣地“自然痊癒”、自然形成“免疫力”；而當呼吸機不夠時，還有一些發達國家竟然按年齡大小決定誰優先使用呼吸機救命、誰衹能“等死”。這對於號稱發達富裕、醫療設施完善、福利條件好、尤其是重視“人權”和“人的生命權”的歐美等西方國家，不能不說是巨大的諷剌。
據此而論，這場新冠病毒肆虐挑起、以全球戰疫為內容的“新世界大戰”，將不能不對世界各國的發展觀、發展模式與現代化思路和經濟發展思路產生極為深刻的影響。
四、影響之四：深刻影響世人的國際觀、安全觀與“全球治理”觀
首先，新冠肺炎肆虐全球將深刻影響人們的安全觀。近代以來數百年間，美歐等西方國家在國際政治與國際關係中玩“零和遊戲”、按“叢林法則”和“弱肉強食”等邏輯處理國家間關係。冷戰時期，美國和蘇聯兩個超級大國為爭奪世界霸權而大肆發展核武器，兩國核彈頭之和在冷戰高峰期一度超過7萬枚。冷戰後美俄雖然進行了核裁軍，但他們目前仍各擁有數千枚現役核彈頭，仍足以毀滅地球數十次。美俄等還擁有包括各種高超音速武器、動能武器、電磁武器、空天武器、人工智能武器以及超級航母等先進的常規武器，甚至具有一小時打遍世界的 “全球即時打擊”能力。然而，面對“新冠病毒”，這些高性能武器、包括強大的核武器等，完全派不上用場。能用以與新冠病毒博鬥的衹能是中國等“低端”生產線擁有國的普通工廠的普通工人們加班加點生產的口罩、防護服、呼吸機、測溫儀、消毒水等“低端”防疫產品。這嚴厲警示人類，警惕並應對非傳統安全威脅、尤其是類似“新冠病毒”這樣的大規模傳染性疾病流行，將是人類未來最直接、最主要的安全威脅之一，人類必須為此隨時做好精神與物質方面的超前準備，而不是把大量的人力、智力、物力、財力用於研製各類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和軍備競賽，以及日復一日地進行傳統安全競爭。肆虐國際政治舞台數百年的西方現實主義國際政治觀、“零和政治”觀等，應受到國際社會唾棄、直到最終被拋棄。
其次，新冠肺炎肆虐全球也將深刻影響人們的國際觀。“新冠病毒”先在中國及東亞國家肆虐、而後肆虐歐美、進而向全世界擴散的進程，表明了一個生物學鐵邏輯：“病毒無國界”。無論富人還是窮人；也無論是白種人、黑種人還是黃種人；抑或不論是富國還是窮國，面對“新冠病毒”肆虐，都顯露出人類不堪“病毒”打擊的脆弱性。戰勝“新冠病毒”或是其他類型的傳染性疾病以及其他種類的非傳統安全威脅，需要世界各國真正樹立“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齊心合力、守望相助、共同應對。
再次，新冠肺炎肆虐及其後果也將深刻影響人們對“全球治理”的理解與主張。冷戰結束後，美歐等西方國家一度打出了“全球治理”旗號。但他們宣導的“全球治理”邏輯，一是西方治理非西方；二是美歐等西方國家通過G7、世行、IMF等平台主導治理；三是以“全球治理”為名，強行向非西方國家推廣西式民主和市場經濟模式；四是不時採用經濟制裁、甚至採取軍事打擊等強力措施。
未來的全球治理將首先宣導世界各國，不論種族民族、不論貧富大小、也不論先進落後，一律平等原則；二是將充分發揮聯合國、G20等普遍性國際組織的主導作用；三是治理重點在於幫助落後國家發展經濟、改善民生、跟緊世界發展步伐，同時宣導均衡發展、綠色發展、節約型發展；四是宣導“地球村”理念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宣導國際和平、反對戰亂、世界各國各民族守望相助，共同應對人類面臨的各種和平與發展難題，以及共同應對類似“新冠病毒”肆虐這樣的各類非傳統安全威脅。
注釋：
①新冠肺炎追蹤，實時動態播報 https://m.sohu.com/cbd/sp/NCOV2019?spm=smwp.home.hot-news2.1.1587170773473f05vJu0（上網時間：2020年4月18日）
②關於這場全球“戰疫”鬥爭的世界大戰性質可從下表這場鬥爭與兩次世界大戰的數據比較中得到更直觀的觀察：
（表1：全球“戰疫”鬥爭與兩次世界大戰數據比較）
③王輯思：“世界政治潮流與美國的歷史作用”，載《世界政治研究》2018年第2期，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年10月，第2頁。
④[美]斯塔夫里阿諾斯著、董書慧等譯：《全球通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第625-628頁。
⑤保羅·肯尼迪著、勞壟等譯：《沒有永久的霸權》，遼寧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46頁。
⑥新冠肺炎追蹤，實時動態播報 https://m.sohu.com/cbd/sp/NCOV2019?spm=smwp.home.hot-news2.1.1587170773473f05vJu0（上網時間：2020年4月18日）
⑦參見：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The World Factbook”, Available at: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download/download-2018/index.html.
⑧王輯思：“世界政治潮流與美國的歷史作用”，載《世界政治研究》2018年第2期，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年10月，第2頁。
⑨新冠肺炎追蹤，實時動態播報 新冠肺炎追蹤，實時動態播報 https://m.sohu.com/cbd/sp/NCOV2019?spm=smwp.home.hot-news2.1.1587170773473f05vJu0（上網時間：2020年4月18日）
⑩[英]喬·韋爾斯著、吳文藻等譯：《世界史綱：生物和人類的簡明史》，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10月第1版，第248頁。
⑪弗朗西斯·福山著、毛俊傑譯：《政治秩序的起源：從前人類時代到法國大革命》，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10月，第4頁；第19-22頁；第143-145頁；第470-474頁。
⑫[美]德內拉·梅多斯等著、李濤等譯：《增長的極限》，機械工業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版，第Ⅷ頁。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0年6月號，總第270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