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基於上述成就，我發自內心地認為，論用實驗方法對減貧的貢獻，中國做出了偉大的減貧實踐，也需要中國學者們作出系統、全面、深刻的理論總結。
與此同時，我們的脫貧成就要想持久，需要在已經取得的成就的基礎之上及時、穩妥調整轉型，特別是要調整壓縮扶貧中的轉移支付成分。因為包括扶貧在內的社會保障和福利制度都是一分為二的，在微觀和宏觀兩個層次，過度的社會保障和福利制度實施時間過長，都會嚴重削弱一國經濟社會發展動力，甚至埋下潛在的社會動蕩禍根。
在微觀層次，社會保障和福利制度首要問題是造成了“動力真空”問題。對於中低收入群體而言，社會保障和福利制度緩解、消除了所謂“饑餓紀律”這個驅使人們提高工作效率的最大動力的壓迫，而新的動力又未產生，勞動紀律懈怠、工作積極性衰減的現象隨之蔓延。在西方，享受全面社會保障的第一代人經歷了上世紀30年代大危機和兩次世界大戰艱難歲月，他們身上此種問題表現得還不是十分明顯，但到戰後“豐裕時代”成長起來的一代人全面取代老一代人之後，這個問題就日益顯著，至今已經難以收拾了。
從上世紀90年代起，中國對各類轉移支付投入越來越多，起初享受這些福利保障的人多數經歷過物質匱乏時代，養成了奮鬥習慣，“動力真空”問題尚不甚明顯，但至今二三十年下來，懶漢現象已經不可忽視，如不能及時扭轉，未來完全有可能泛濫不可收拾。
國民勤奮是我們這個國家最可貴、最令人自豪的資產，但對於工作動力已經超越了“饑餓紀律”壓迫層次的我國眾多勞動者而言，過度社會保障和福利制度的副產品——較高稅負必將重創他們可貴的工作積極性。因為包括扶貧在內，社會保障和福利制度支出歸根結底來自就業者當前和未來的稅收，這部分支出過度膨脹，結果必然是稅收過重；在戰後西方財政稅收格局變化的趨勢下，尤其突出表現為所得稅過重，歐美戰後數十年來中等收入群體個人所得稅尤重。歐洲難民危機潛藏著可能顛覆其社會的風險，而這一危機之所以爆發，很大程度上緣於歐洲過度慷慨的社會福利。我們要以此為鑒。
從經濟與財力增長前景來看，繼續大包大攬式的扶貧也注定難乎為繼。扶貧支出分布在多個財政科目中，其中直接用於個人的支出主要體現在“社會保障和就業支出”項目，還有在基礎設施、教育等領域的扶貧支出體現在其他財政支出項目。僅就“社會保障和就業支出”一個項目而言，我們就可以看到該領域財政經濟負擔正在快速加重：
2008年，國家財政支出總額62592.66億元，占GDP總量的19.76%；其中“社會保障和就業支出”項目為6804.29億元，占財政支出總額的10.87%、GDP的2.15%。
2018年，國家財政一般公共預算支出總額220906.1億元，占GDP總量的24.5%，其中“社會保障和就業支出”項目為27084.1億元，占財政支出總額12.26%、GDP總量（900309.5億元）的3.01%。
財政支出總額和社會保障支出占GDP比重已經如此之高，前些年社會支出高速增長帶來的地區、群體矛盾怨言不算太多，重要原因是當時經濟和財政收入都在高速增長，增量再分配引起的矛盾相對較少；但現在經濟和財政收入增長都已經出現減速，而相當一部分接受援助的個人和地區胃口已經被大大吊高，由此引發的地區、群體矛盾正在浮現。
非貧困地區對貧困個人的扶助要首重扶志，大規模接受援助的地區更需要重視過度福利的副作用。之所以要特別強調這一點，是因為有的受援助地區某些福利項目已經超過了作為援助方的國內最發達省份、一線城市。有的省區嚴重依賴援助，卻實行了全民免費體檢，而京滬穗深四大一線城市還沒有一個地方做到……諸如此類的對比，顛覆正常價值觀，可能引發矛盾。
同時，這些地方政府希望承接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但依賴援助人為實施如此之高的福利項目，抬高了當地人力成本和物價，又沒有區位優勢，還能建立有競爭力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嗎？任何善意的初衷都無法顛覆客觀經濟規律，中國的區域扶貧援助政策要汲取前南斯拉夫科索沃的教訓。
預計今年年底90%以上貧困縣將實現摘帽，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這或許是我們適時調整的時間窗口。
對於投資者而言，在判斷一個地方商業環境與經濟社會發展前景時，可以把該地幹部（特別是領導幹部）、知識分子等“社會精英”對扶貧、援助等問題的認識作為一項重要指標，向後發地區產業轉移時這項指標尤其有價值。
來源：第一財經日報 作者：梅新育（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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