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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冠病毒肆虐下的當今世界正在加速進入人類發展史上和平時期罕見的劇變之中 |
中評社╱題：新冠陰影籠罩下的當今世界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作者：鄭保國（武漢），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
新冠陰影籠罩下，深度全球化的當今世界正在加速劇變之中，呈現一體性、變亂性、變革性的總體特徵。在“三性並存”的當今世界上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既切合當今世界一體化現實，又滿足全人類緊迫的治亂需求，更順應時代發展潮流，是世界各國攜手應對新冠疫情等全球性威脅、共同走向美好未來的唯一正道。新時代中國以進一步改革開放和自身巨大變革引領新型全球化潮流，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致力於維護世界一體性、化解世界變亂性、凸顯世界變革性，從而維護和促進全人類共同利益。在新冠陰影籠罩下的當今世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其可行性、必要性、必然性與深度全球化而又劇變中的當今世界的一體性、變亂性、變革性構成三重正相關。
一、導言
2020年初以來，新冠疫情突襲中國，蔓延全球。這場大瘟疫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經歷的傳播速度最快、蔓延範圍最廣、感染和病亡人數最多、對社會經濟影響最嚴重的烈性傳染病，也是一個世紀以來甚至人類有史以來最大公共衛生危機。經過史無前例的全國性嚴密防控和艱苦卓絕的抗疫，中國取得了抗疫階段性重大勝利，基本控制了疫情。但是，國外疫情持續肆虐、日趨嚴重。據世界衛生組織統計，截至2021年1月20日，疫情已使9600多萬人染病、200多萬人病亡。而且，新冠疫情正在嚴重影響世界經濟政治和國際關係。全球正前所未有地面臨世界經濟深度衰退、國際貿易與國際投資大幅萎縮、國際金融市場巨幅動盪、國際交往嚴重受限、全球化遭遇巨大寒流、一些國家貿易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盛行、地緣政治衝突風險顯著上升等諸多嚴峻挑戰，世界總體形勢十分嚴峻而複雜。
新冠病毒肆虐下的當今世界正在加速進入人類發展史上和平時期罕見的劇變之中。共同抗擊新冠病毒，維護全人類生命安全，無疑是全世界的當務之急。但是，從長遠和根本上講，面對異常嚴峻而複雜的世界總體形勢，“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地球村”如何進行刻不容緩的長久全球治理，是全世界無可迴避的迫在眉睫的時代大課題，是關乎全人類興衰存亡的首要問題。
要進行有效的全球治理，必須全面、深刻認識深度全球化而又劇變中的當今世界，科學回答“世界究竟怎麼啦？我們應該怎麼辦？”這個新的“時代之問”。早在2013年，當選中國最高領導人不久的習近平，胸懷“中國夢”和“世界夢”，站在人類共同利益的戰略高度，圍繞新的“時代之問”，提出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偉大倡議，形成了以全人類福祉為價值旨歸、符合人類社會發展規律、引領時代進步潮流、具有深厚中華傳統優秀文化底蘊、充滿辯證統一性的新時代馬克思主義全球化思想和國際關係思想，即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新冠病毒全球肆虐的嚴峻形勢不是改變而是凸顯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必要性和緊迫性。習近平指出，此次疫情給人類以深刻啟示，即“各國命運緊密相連，是同舟共濟的命運共同體”①“人類命運共同體，顧名思義，就是每個民族、每個國家的前途命運都緊緊聯繫在一起，應該風雨同舟，榮辱與共，努力把我們生於斯、長於斯的這個星球建成一個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國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變成現實”。②
因此，關於如何共同抗擊新冠病毒進而進行長期有效的全球治理的正確答案衹有一個：“同在一條船上”的世界各國必須秉持“全球一家”的新理念（即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超越冷戰思維和零和博弈，走出一條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全球化和新型國際關係之路，攜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換言之，促進新型全球化、推動構建新型國際關係和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在深度全球化而又劇變的當今世界上進行全球治理的唯一可行之道。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既是中國為當今世界戰勝新冠病毒、擺脫多重“安全困境”、實現人類共同發展和共同進步而提出的空前宏偉的全球治理方案,也是全世界必須共擔的歷史使命和必須完成的艱巨歷史任務。
在動盪不定的當今世界上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看似在沙灘上建塔，但實際上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不是異想天開地搭建烏托邦。從當今世界各國已聯成一體的客觀現實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具有客觀可行性。從百年未有乃至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世界形勢看，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緩和層出不窮的國際衝突和錯綜複雜的國際矛盾、應對人類共同挑戰、克服人類共同威脅、維護全人類共同利益的迫切需要，故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具有緊迫的現實必要性。從時代變革大趨勢和人類社會發展基本規律看，作為順應時代發展潮流、符合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共同偉業，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必將在推動人類歷史發展中創造新的進步歷史，故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具有歷史必然性。鑒於此，本文在概述當今世界“三性並存”這一總體特徵的基礎上，闡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可行性、必要性、必然性與當今世界的一體性、變亂性、變革性之間的三重關係。
二、當今世界“三性並存”的總體特徵
在和平與發展仍是當今時代主題和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威脅多元化、社會信息化、文化多樣化的時代背景下，在國際秩序重塑、國際體系轉型和新舊全球化轉換過程中，深度全球化而又劇變中的當今世界是大變局與大變革的矛盾統一體，具有一體性、變亂性、變革性“三性並存”的總體特徵。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總體上凸顯而非改變了當今世界的這一總體特徵。
（一）當今世界一體性及其主要表現
一體性或整體性是當今世界的首要特性，它指世界各國、各民族、各地區在全球化中長期彼此聯繫、交往、合作、競爭，共同利益不斷增多、相互依賴日益加深且面臨日趨嚴重的共同威脅。習近平指出，“這個世界，各國相互聯繫、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類生活在同一個地球村裡，生活在歷史和現實交匯的同一個時空裡，越來越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③“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環球同此涼熱”“人類同在一條船上”等關於“地球村”所有成員相互依存、休戚相關、命運與共的形象表述就是當今世界一體性這一史無前例的首要特徵的典型表達和高度概括。
深度全球化而又劇變的當今世界的一體性有積極和消極兩種表現形式。所謂積極形式指當代世界生產力發展及長期的全球化積極效應帶來的世界互聯一體和整體性發展。當今世界快速發展的社會生產力導致物質財富在各國普遍聯繫中總體上快速增長。高度發達的交通運輸科技使人流物流的全球到達日趨容易。日新月異的網絡信息通訊科技使全球性信息流、資金流加速，令古人“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的夢想成為現實。物質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越來越表現為國際生產、國際投資、國際金融、國際貿易的一體性，形成全球性供應鏈、產業鏈、資金鏈、價值鏈。全球化的參與者能不同程度地從世界的互聯一體和整體發展中獲益。各國各民族的利益相關性使各自的發展互為條件，誰都難以再孤立地實現自身經濟社會發展，而是必須參與、融入和依賴地區乃至世界的整體發展，因而難以逆轉地成為深度全球化世界中無法分割的一部分。因此，“地球變小”和“一榮俱榮”成為各國普遍的感受。一句話，長期的全球化使各國交流前所未有地密切和頻繁，相互依賴、依存史無前例地加深，人類社會的互聯一體性空前凸顯。正如習近平所說，“今天人類交往的世界性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深入、更廣泛，各國相互聯繫和彼此依賴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頻繁、更緊密。”
所謂消極形式指伴隨長期全球化而生的各種全球性挑戰和威脅。通俗講，諸多共同挑戰和威脅把全人類聯繫在一起。比如：世界範圍內生產關係嚴重不適應生產力發展所導致的各種經濟發展失衡和全球性經濟危機，國際公正缺失、貧富懸殊和民族宗教矛盾激化共同導致的國際恐怖主義及“文明衝突”現象，人與自然矛盾激化導致的地球生態環境惡化，等等，都是全人類的共同威脅。任何國家，無論多麼強大，也難以獨自應對這些全球性挑戰和威脅；任何國家，即使與世無爭或獨處一隅，也無法置身事外、獨善其身。各國必須攜手合作，方能有效應對這些威脅。這些威脅雖包括傳統安全威脅（如大國戰略競爭），但主要是非傳統安全威脅（如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氣候變化、難民危機、瘟疫流行等）。以新冠疫情為例，它在兩個月內快速擴散至全球各地，所有國家皆未能倖免。所有種族、民族或任何群體對它都無天然免疫力。人不分男女老幼、貧富貴賤、精英百姓，都可能中招，連美國總統、俄羅斯總理、英國首相和巴西總統等領導人也被感染。美國綜合國力和醫療條件都穩居世界第一，人口僅占世界總人口約4%，但其感染人數和死亡人數都遠超其他任何國家，占全球總數的約1/4。這些都有力證明新冠肺炎這種非傳統安全威脅對世界各國的威脅和危害有多大，即使一國的經濟、科技、軍事再強大也無濟於事。因此，在當今深度全球化世界，全球性威脅使各國“同在一條船上”，各國衹有加強合作，才可能應對新冠疫情等全球性威脅和挑戰，否則就會“一損俱損”，面臨更加可怕後果和更加不確定的未來。
在深度全球化而又劇變的當今世界上，其一體性的兩種表現形式構成辯證性統一：一方面，科技進步促進的世界生產力發展使人類物質財富急劇膨脹，而且長期的全球化打破了民族國家間的隔離，各國相互聯繫與依存空前加深，利益深度交匯、日趨融合；另一方面，隨著舊式全球化進程中資本主導下現代性的各種內在矛盾不斷激化，貧富差距、極端主義、核擴散、金融風暴、生態環境危機等全球性問題日益嚴重，世界的不穩定性、不確定性和風險性日益加大，這些具有普遍性、整體性、複雜性的全球性問題牽一髮而動全身，需要各國攜手應對和解決。人類歷史上沒有哪個時代如今天這樣文明如此高度發達、國與國之間變得如此緊密、具有如此多共同利益、面臨如此多共同威脅因而命運如此休戚相關。換言之，這個時代文明程度（尤其是物質文明）前所未有，且各國前所未有地連在一起，同時這個時代又前所未有地充滿各種挑戰和危險，各國之間存在諸多分歧。
（二）當今世界的變亂性及其表現
變亂性是當今世界形勢的重要特徵。當今世界變亂性是深度全球化時代人類社會各種矛盾日益錯綜複雜和尖銳化的表現和結果。當今世界變亂性遍及全球，表現在多個層次上。就國家層次而言，“紅藍對抗”的美國和“左右撕裂”的英國等一些歐美國家盛行右翼民粹主義、狹隘民族主義和種族排外主義，大行逆全球化（如“特朗普革命”）和逆區域一體化（如英國脫歐），既令自身陷入激烈內鬥和社會分裂，又加劇與外部世界的摩擦和衝突。而戰亂不休的敘利亞和也門、動盪不定的伊拉克和索馬里、東西分裂對抗的烏克蘭和利比亞等國是世界變亂性最血腥、最極端的體現。就國家集團層次而言，後金融危機時代接連遭受債務危機、恐怖襲擊、難民危機、英國脫歐、新冠大流行而陷入複合型困境的歐盟是世界變亂性的主要代表。就地區層次而言，各種矛盾最為錯綜複雜的中東在各種內外勢力的激烈博弈下陷入民族宗教矛盾激化、地緣政治衝突加劇、軍備競賽再起之複合型亂局；而拉美在美國誘壓兼施下政治重趨右傾化，反美國家與親美國家間矛盾激化，不少國家深陷社會經濟危機和新冠疫情危機。從全球看，變亂性主要表現為大國戰略競爭加劇、地緣政治矛盾普遍激化、恐怖主義等極端勢力猖獗、地球生態環境惡化、網絡攻擊頻發、瘟疫大流行等。
當今世界變亂性亦即當今全球治理赤字，概括起來無外乎互為條件的全球發展赤字和安全赤字，主要體現在經濟領域和廣義安全領域。
在經濟領域，概括地說，後金融危機時代世界經濟的多重失衡（如供需、實體與虛擬、增長與分配、資本與勞動、效率與公平等）更加嚴重，可持續發展動力嚴重不足，而虛擬經濟泡沫越吹越大，資本市場動盪與分化加劇，貿易保護主義肆虐，經濟霸淩主義橫行，世界經濟面臨更大不穩定性、不確定性和新的大危機。其主要原因在於新自由主義引領的上一輪全球化的纍積負效應和近年來美國“卸責護霸”的對外經濟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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