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另一方面，由於事先沒有預案，各國政府迄今為止釋放的各種應對之策不可能做到一一精准。有的甚至是帶有強烈利益偏好的政策刺激。在信貸擴張已在很大程度上成為經濟信心主要支撐的後工業化時代，發達經濟體貨幣管理部門承擔的角色越重，就越意味著債務風險的累積。而2008年爆發的金融危機給世人帶來的嚴重教訓就是：在實體經濟效益未能得到同步提高的情況下，一國如果持續推動金融深化乃至經濟增長主要依靠天量的信貸擴張來支撐，最終會對經濟體系造成難以修復的破壞。
偏偏這些年來，全球實際經濟增長、產業發展與技術進步無法有效對衝泡沫和風險積累，不少大型經濟體跌入“債務驅動型”增長陷阱。而宏觀經濟學早已證明：經濟衰退和金融危機本質上都與勞動生產率明顯下降、資本回報率顯著下降密切相關。如果大量信貸和貨幣創造繼續被用於購買存量資產，而非生產性投資與技術研發，則下一輪金融危機的到來將為期不遠。
新冠疫情作為重大公共衛生事件終將過去，但美聯儲開具大額救市與救助支票而超發的貨幣很難快速收回。對其他大型經濟體而言也是如此。因為經濟體系或曰經濟生態系統，與人體一樣，是不能被經常刺激尤其大規模刺激的，否則一定會發生功能性紊亂。有遠見的經濟決策者不會不知道201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羅默內生增長理論的歷史穿透力。羅默的研究表明驅動經濟增長的最重要因素是知識創新、科技進步和提升人力資本。而真實世界的經濟實踐已證明：羅默的新增長理論不僅能解釋諸多經濟增長現象，而且能促進不少國家和地區的經濟增長轉型。
文章指出，儘管內生性增長理論的諸多政策建議在眼下看來似乎緩不濟急，但事實已經證明：全球經濟在2008年至2014年間取得的復甦成果，本質而言是內含巨大不確定性的復甦。因為主要發達經濟體並未將新一輪經濟增長的邏輯起點，放在檢討既有增長模式的缺點並加大技術研發投入與人力資本提升方面，而主要依靠信貸投放獲得表面繁榮。經濟增長從長期來看一定要依靠技術內生性進步和人力資本的顯著提升。而經濟金融化與債務安排從來都是雙刃劍，並非經濟增長的動力。
正如經濟危機是由一連串事件引爆的一樣，各國期待的經濟復甦也需要一連串重大事件來激活。擺在全球決策者面前的重大課題是，如何在未來半年內消除新冠疫情這個重大不確定性，並以精准的政策投放激活微觀主體的營商禀賦與創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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