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自以為疫情是可以經過集體防疫應對的，就像市場一樣能起作用。沒想到現在是非常時期需要非常之策，需要政府力量強制防疫抗疫。這種過於強調資本主義、個人主義的西方模式，付出了巨大的代價。金融危機如此，疫情亦然。
第三，以往每次危機都能夠安然無恙度過，是因為可拉別人墊背。金融危機通過印鈔票轉嫁危機，現在又通過甩鍋中國來轉嫁矛盾，可惜收效不大。因為這是人的全球化，用資本全球化思維邏輯應對是行不通的。
第四，有的國家和地區有自治傳統，中央政府管得少，或者盡量不管。美國是聯邦制國家，當初立憲主要是為了限制聯邦權力。當需要全國一盤棋、集中優質資源力量辦事兒的時候，制度成本就高了。
第五，生活方式難以改變。美國盛行個人主義，歐洲人傾向於散漫、浪漫、傲慢，這使得他們很難做到團結應對疫情。美國人對氣候變化是這種態度，現在包括意大利在內的歐洲人也犯同樣的毛病。
第六，最重要的是為誰服務的問題。資本主義為資本服務，為利益集團服務，不願意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現在真的要強調人命關天、以人為中心，他們就難免露怯。意大利很多老年人沒有足夠的醫療設備，自願放棄治療，把治療機會讓給年輕人，還有一些人認為這是奉獻，其實這違反基本的社會倫理。因為文明的一個標誌就是要尊重長者，在這點上不存在東西方文化差異。疫情就是面照妖鏡，照出了到底誰是真民主誰是假民主。
疫情催促西方反思：能否推動政治改革？應然與實然總是存在差距。美國的政治體制病了！“應對疫情表現的關鍵性決定因素並不是政治體制的類型，而是一個政府的能力，以及更為重要的是，對政府的信任”，提出“歷史終結論”的福山寫道。
有的人感慨：美國等西方國家連抄中國作業都不願意，反而對中國抗疫說三道四！西方的邏輯是：你做得好，這沒什麼，因為你是“集權國家”，換言之，我們集權不了，做不到是自然的；如果你做得不好，那是應該的，你本來就是一個“集權國家”嘛。所以無論中國做得對或者不對，都是你的制度問題。
這些人思維方式很簡單，光從程序上思考問題，而不是從結果上、更不是從實質上思考問題。因此他們沒辦法承認，無論是辦急事辦大事還是辦難事，我們的制度都比他們優越，我們的治理更有效。他們對民主、自治傳統深感自豪，自認為不會把小事釀成大事，現在危機重重的背景下，大事頻發，他們就慌了。
超越意識形態，建立全球開放科研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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