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3月16日電／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我們要推進美麗中國建設，堅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體化保護和系統治理，統籌產業結構調整、污染治理、生態保護、應對氣候變化，協同推進降碳、減污、擴綠、增長，推進生態優先、節約集約、綠色低碳發展。
深圳大學中國經濟特區研究中心教授袁易明是人口資源、環境經濟學的學術帶頭人，其列入《深圳這十年》改革創新特輯的著作《生態與增長矛盾的突破——新時代生態文明思想的深圳實踐與經驗》，總結了深圳在走出生態與增長矛盾困境中形成的一系列先行先試經驗，對全國其他地區的經濟增長與生態建設協同發展具有理論借鑒價值和現實參考意義，有助於推動綠色發展和美麗中國建設，為解決人類發展問題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近日，深圳特區報記者對袁易明教授進行了專訪。
我們不能坐等“拐點”的到來，而是要有所為，要採取行動
深圳特區報：您在書中提到“當前，國內大部分地區的經濟增長與生態環境惡化的情況正處於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的上升階段”，什麼是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的“拐點”什麼時候會到來？
袁易明：環境庫茲涅茨曲線是指當一個國家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時候，環境污染的程度較輕，但是隨著人均收入的增加，環境污染由低趨高，環境惡化程度隨經濟的增長而加劇；當經濟發展達到一定水平後，也就是說，到達某個臨界點或稱“拐點”以後，隨著人均收入的進一步增加，環境污染又由高趨低，其環境污染的程度逐漸減緩，環境質量逐漸得到改善。環境污染水平與經濟發展水平之間存在倒U型關係。
環境庫茲涅茨曲線是通過觀察世界上不同國家的經濟與環境的發展情況總結出來的規律，這個規律並不是一個必然發生的自然現象。因此，對於某一個特定的國家而言，這種曲線不一定存在。所以，有一種說法認為，既然環境庫茲涅茨曲線存在“拐點”，那我們只要發展經濟，等經濟發展到“拐點”，環境質量的好轉將是必然的，這種觀點是錯誤的。
一個國家在發展的過程中，如果不考慮環境與經濟增長的關係，那麼可能會卡在曲線左側的某個點上不去，環境會制約經濟增長，使得經濟發展走不出中低水平階段，曲線的後半段就會出不來。所以我們不能坐等“拐點”的到來，而是要有所為，要採取行動。“拐點”能不能到來，什麼時候到來取決於我們的政策，取決於企業的行為，取決於社會各方對環境的關懷。這個過程當中，我們如果做得好，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的“拐點”會提前到來。
深圳特區報：如何做才能讓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的“拐點”提前到來呢？
袁易明：在“拐點”到來之前，經濟增長跟環境質量之間存在著替代關係，想要環境質量好一點，經濟就可能增長慢一點，想要經濟增長快一點，那麼環境質量就會下降得多一些。如何使得這種替代關係變為一種協同關係，也就是說環境質量增長的時候，經濟也在不斷往上走，要做好以下三點：
一是經濟發展的規則需要調整。過去我們招商引資，企業只要能創造經濟價值，能納稅、能解決就業問題就行。但現在我們還要看碳排放，對排污企業徵收環境稅。把企業在發展中產生的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的社會成本，內化為企業自身要承擔的成本，以此倒逼企業家在決策過程中，不僅考慮賺多少錢，也要考慮污染環境的代價。
二是政府要加大對環境治理的投入。堅持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健全生態文明制度體系，處理好發展和保護的關係，不斷提升可持續發展能力。
三是社會要行動起來。生態治理是全民共治的社會行動，是一項需要人民共同參與的事業，每個人都是生態環境的保護者、建設者和受益者。
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構建政府為主導、企業為主體、社會組織和公眾共同參與的環境治理體系。”這三方面的力量共同發力，才能使得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的“拐點”提前到來，才能將經濟增長與環境質量的替代關係變為協同關係。
深圳特區報：您在書中寫到，生態環境和經濟發展呈現為複雜的關係，它們有一定衝突，但又相互依賴，共存互動。生態環境和經濟發展的衝突好理解，“相互依賴，共存互動”該如何理解？
袁易明：相互依賴，共存互動是指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後，特別是到中等收入邁向高收入這個階段，環境跟經濟的關係，由原來相互替代、相互抵消的關係變為相互促進的關係。在這個階段中隨著環保意識的提高，消費的升級，人們開始選購綠色產品，不再願意購買對環境不友好的產品。那些高耗能、高碳排放的企業的發展空間就會越來越小，這其實就是環境和經濟發展互動之後的結果。
不僅如此，人們對環境的重視也會產生一些商業機會。比如說廢舊物品的回收能創造經濟價值，油耗低效率高的汽車會更受市場青睞。這樣的例子有很多，這些環保企業，生態企業的誕生正是生態環境和經濟發展相互依賴，共存互動的結果，也是高質量發展的一個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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