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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評社北京6月9日電／據經濟日報報道，中央最近多次強調，在常態化疫情防控前提下，要扎實做好“六穩”工作，全面落實“六保”任務，堅定實施擴大內需戰略。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對擴大內需又作了具體部署。目前有一種觀點認為，中央提出實施擴大內需戰略，表明政府宏觀調控重點已從供給側轉到了需求側。這種看法其實是一種誤解。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擴大內需並不矛盾，不能將兩者對立起來。
擴大內需應堅持重點從供給側發力
一國經濟要穩增長，總供求必須保持平衡，這是常識。問題是總供求如何平衡？200多年來經濟學家一直對此有爭議。19世紀初，薩伊提出了供給創造需求原理，說市場經濟不會有普遍生產過剩，供求平衡的重點在“供給側”。然而不幸的是，上世紀30年代西方出現經濟大蕭條，生產普遍過剩，失業率平均達25%以上。在嚴酷的現實面前，薩伊定律不攻自破。
也是時勢造英雄。1936年，凱恩斯出版了《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並由此掀起了一場所謂的“凱恩斯革命”。其中有三個重要觀點：總供給與總需求不能自動平衡；普遍失業是由社會有效需求不足引起；擴大就業需國家用擴張財政政策重點刺激投資。顯然，凱恩斯供求平衡的重點，從薩伊的“供給側”轉到了“需求側”。
客觀地講，《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為應對大蕭條曾起過一定積極作用，而且一度被奉為西方國家的“國策”。可惜好景不長，到上世紀70年代，西方國家卻紛紛陷入了“滯脹”。墻倒眾人推。以弗裡德曼為代表的貨幣學派宣稱：要對“凱恩斯革命”進行“再革命”；以盧卡斯為代表的理性預期學派斷言：政府刺激投資對穩定經濟無效；供給學派強調：政府調控經濟應從需求管理重新回到供給管理。
凱恩斯理論失靈，一個重要原因是僅僅關注總量平衡而忽視了結構平衡。事實上，供求平衡同時也要求結構平衡。這一點馬克思曾經在《資本論》中做過分析。在分析社會總資本再生產時，他將社會再生產分為生產資料再生產與消費資料再生產兩大部類，明確提出要實現“價值補償”與“實物補償”兩個平衡。其中“價值補償”是總量平衡；“實物補償”則是結構平衡。
馬克思還分析指出，總量平衡並不能保證結構平衡，而結構失衡必然導致總量失衡，所以他認為供求平衡的重點是在供給側。在他看來，供給本身就是對具有一定價值的一定產品的需求。近年來，中央立足於我國改革發展實踐，提出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強調要用改革的辦法從供給側調結構，並通過不斷改進和提升供給擴大內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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