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同理心，通俗地說，就是設身處地為他人著想的換位思考能力。起碼要考慮如下幾個因素，一是海外公民回國是為了尋求安全，大規模動員海外民眾從各自躲避疫情的隔離場所返回國內，即使在技術上和財政上能夠實現，效果上是不是好過與當地政府配合組織僑民就地隔離？
二是俄羅斯是世界上醫療水平較高、醫療設施普及度較好的國家，如果中國公民在俄羅斯不安全，那麼在廣大發展中國家的中國公民是不是更不安全，他們是不是應該更優先撤回國內？
三是撤僑需要大量人力物力和精心準備，特別是國內防輸入的準備工作，且不說綏芬河七萬人口小鎮的處置能力，即便是北京上海，在準備工作就緒前，有可能承接大規模海外撤僑之後的檢驗、隔離和治療工作嗎？這種程度的防疫壓力，在此輪疫情當中，還沒有任何國家承受過。關閉綏芬河口岸客運通道和阻止中國海外公民回家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四是海外僑民有回家的權利，但同樣有遵守當地法律的義務。除非當地局勢失控，否則遵守當地法律的義務是不會因為不可抗力而自動終止的。具體到俄羅斯，俄羅斯聯邦政府、莫斯科市政當局和濱海邊疆區應對疫情的措施，是包括中國旅俄公民在內的俄羅斯國土生活的自然人所應該遵守的。濱海邊疆區此前已經要求前往遠東旅行要慎重，並且竭盡所能地安排抵達遠東的中國公民隔離14天。俄羅斯的舉措客觀上為中國加強邊境省份防疫能力爭取了時間，這一點和俄羅斯政府與民眾在中國疫情防治鬥爭中向我們提供的其他援助一樣值得我們感謝。
最後值得補充的一點，國家和國民是一個硬幣的兩面，保護國民的利益就是維護國家利益，這一主張沒有任何問題。但是，這一主張是無法推導出在具體的抗疫過程中，國家把外交戰略需求置於國民安全之前的結論的。換句話說，維護中俄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和勸阻少數中國公民勿冒險回國並不矛盾。首先，疫情當前，面對美國和部分西方國家甚囂塵上的“中國責任論”，來自俄羅斯的堅定支持對於中國來說，已經證明了中俄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價值。這顯然既符合中國的對外戰略，也符合中國公民的個人利益，包括旅居海外的千千萬萬中華兒女的利益。其次，旅居俄羅斯的中國公民盡量就地隔離躲避疫情，既是個人安全的需要，也是維護中俄戰略協作關係，使兩國政府能夠更加聚焦於合作抗疫的需要。
呼籲同理心，就是呼籲民眾在危難之際保持理性，用科學的精神和腳踏實地的態度對待疫情期間的各種問題。對海外同胞處境的同情心是需要肯定的，但同情心無法自動戰勝病毒，還需要理解實際情況的同理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