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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評社北京7月16日電（實習記者 宋儀萱）由國際關係學院主辦的夏季學期系列講座第五場15日下午舉行，聚焦“海外學者如何講述中國故事——以哈佛大學的中國研究為例”這一主題。北京大學博士、哈佛大學訪問學者餘茜副研究員受邀擔任主講嘉賓。她指出，海外學者對中國的研究難以與中國國情相融合，得出的結論是模糊、缺乏社會背景的。同時，她強調，應當注重基本問題的探討，保持自身定力，將各類事例變成我們的材料。通過不斷交流、互聯互通，一個個案例的累積最終將會促成關於中國故事的共識。
國際關係學院公共管理系副主任楊華峰主持了此次講座。他在開場發言中指出，改革開放四十年來，中國社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其中功績自然有目共睹，當然也不乏一些問題和不足。但是礙於東西方話語體系的不同，關於中國的研究總是缺乏有效的溝通。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要講好中國故事，在當前複雜的國際背景下，中國的故事應該怎麼講，國外學者又是如何理解、闡述中國故事，無疑是一個重要的話題。
北京大學博士、哈佛大學訪問學者餘茜從自身2018年在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的訪學經歷予以闡述。她認為，海外學者在講述中國故事、從事中國研究時，具有諸多優點。求真務實是他們的共有品格，他們立足田野和日常生活，探尋中國社會變遷的“真問題”；小題大做是他們的治學風格，即見微知著，從細節突破實現理論創新；在時間維度上他們專注深耕，就自己感興趣的問題終身研究、持久性強；在深度上又多有刨根究底的特點，不滿足現有結論、不輕易做宏觀概括。正是這些優良品格和學風、無處不在的細節意識，才使得他們在講述中國故事時自成一體、獨具特色。
同時，餘茜還指出了海外學者講述中國故事時的諸多不足。其一，他們往往帶有某種預設的價值立場，特別是年輕一代中國問題研究學者，在潛意識中會將中國歸為“轉型”國家一類，認為朝西方制度的發展便是值得稱讚的，反之則運用國際輿論加以批評，這和他們所倡導的價值中立並不相符。其二，西方學者在研究本國問題中發展出了成熟的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但他們多將這種方法生硬地套到中國問題上，導致其過多追問“為什麼”而忽視了作為前提的“是什麼”；同時，他們對細節的關注、對科學的追求特別是量化方法，使得他們的研究難以與中國國情相融合，得出的結論是模糊、缺乏社會背景的，時常有“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弊端，據此也有不少中國學者提出了“本土化”的命題，意識到了關注中國現實、結合中國現狀的重要性。
在交流互動環節，餘茜強調，對學術前沿的關注是研究的應有之義，但同時研究者也應對本國問題有自己獨立的知識體系，在此基礎上對他人成果進行甄別、借鑒。她認為，在講述中國故事的問題上，我們應當注重基本問題的探討，保持我們自己的定力，這樣能將其他的各類事例都變成我們的材料，研究者也能更好地將繁雜的事實與簡約的理論相協調。如西方目前講述的較好的中國故事，也主要集中在經濟發展奇跡、教育公平的保證和脫貧攻堅等宏觀層面，議題趨勢也仍然關注中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基層自治制度等等。
針對有聽眾提出的如何辯證看待西方話語下的中國故事這一問題，餘茜認為，我們應首先關注他的事實依據是否可靠、是否真實，進而觀察他的論證過程和結論的符合程度，同時也不應忽視不同的話語體系、不同的政治立場的影響，只要不斷交流、互聯互通，一個個案例的累積最終將會促成關於中國故事的共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