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之後，意猶未盡的康德連發三篇地震科學論文，以里斯本地震為個案，力圖從更廣泛的意義上對包括地震、海嘯、火山等自然現象發生的條件、過程、原因進行解釋，並且試圖為減少地震災害提供解決方案。其中一篇論文特別談到火山噴發的利好因素：地熱有利於植物生長，能夠將地下豐富的鹽質散發出來，而且含有硫磺的粉塵可以淨化空氣；此外，火山的衝擊力還能夠防止地殼僵化，並且斷言人們甚至可以通過浸泡火山溫泉增強體質（日後溫泉療法風行歐洲，與康德的鼓吹不無幹系）。
對康德而言，里斯本地震的重要性不僅表現在它促進科學研究，更表現在它已成為一種隱喻，激發這位柯尼斯堡“隱士”將目光從頭頂的星空轉向腳下的大地。正如德國歷史學家烏里希·羅夫勒指出的那樣：這場地震被認為是啟蒙運動中“普遍的樂觀主義的關鍵突破點”，通常也被視為啟蒙運動的轉折點——啟蒙思想家開始將地震（火山、海嘯以及瘟疫）等自然暴力視為推翻現有既定秩序的革命性隱喻——恰如日後恩格斯所說，“沒有哪一次巨大的歷史災難不是以歷史的進步為補償。”不僅於此，康德（以及隨後的歌德）更從法國大革命中看到普通人未曾留意的“現代性轉變過程中恐怖的一面”：濫權和暴力。
照歷史學家的看法，無論是1776年的美國獨立革命，還是1789的年法國大革命，都讓普通民眾看到了革命暴力的合理性。自然暴力帶來“地球的革命”，是自然運動的必然，所以政治動蕩同樣也無法回避。法國大革命的暴力，就是“以自然的名義宣傳，以自然的名義處決，以自然的名義批判”，藉此摧毀舊制度，為人類社會帶來自由、平等和博愛。為了強化革命的神聖性，火山噴發的形象也被有意無意地同暴力革命聯繫起來——山的神聖性與火的破壞性融合起來，形成政治化的“火山印象”：其中既蘊藏動蕩，又充滿活力，順理成章地成為大革命的象徵。支持法國革命的人，普遍對暴力充滿同情和浪漫想象——相信暴力足以摧毀並改造舊制度，正如德國思想家恩斯特·阿恩特（1769－1860）所言：“暴君和國王如塵土，金字塔和巨像將崩裂，地震和火山噴發讓他們陷入窘境。唯有真理永恒。”在這一點上，連康德也不例外——照羅素的說法，“在恐怖時代來臨之前，他對大革命一向抱有同情態度。”
然而康德的偉大之處在於他對歷史和現實的思考並未就此止步。面對大自然威力無比的破壞力量以及由此引發的宗教紛爭，康德首先提倡劃分知識的界限，承認人是“有限的理性存在”。他將萊布尼茨－沃爾夫體系以及猶太哲學家門德爾鬆的學說斥為“獨斷論形而上學的最後遺囑”，因為這一類樂觀主義哲學學說無限誇大人類的理性力量，認為“所有的失敗，所有的惡，都是知識不足所造成的”——只要人類不斷學習新知，不斷完善自我，便能實現人類社會的“永恒進步”。然而康德卻認為，理性本身是無限的，但需經過浩瀚無涯的習得過程，因此從理論上說，除非人類長生不老，方能獲得無限理性。按照康德的解說，價值一詞（拉丁文意為“護堤”，古德語意為“庇護”），本意乃是針對消解人類生存意義的虛無主義，但如果人類以理性（工具理性或科學理性）為價值標準，便極有可能最終失去價值，因為科學理性是有限的，不足以充當人類生存的價值基礎。唯其如此，康德不得不對知識加以限制，從而為信仰留出地盤——這即是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第二版（1787）序言中所宣稱的哲學領域“哥白尼式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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