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無論是國家經濟走向還是民眾的生計都面臨巨大挑戰，歐美雖均為穩經濟、保就業出台了超大規模財政和貨幣寬鬆政策，但對民眾發放的失業補助亦非治本之道，在供應和需求雙雙萎縮、雙向循環斷裂的情況下，盡早推動復工復產是歐美各國政府最為關注的問題。事實上，在政策層面對“解封”的追求已然明顯顯現，4月15日歐盟委員會出台了“取消封鎖措施路線圖”，對成員國分步驟進行解封提出了政策建議，美國甚至在4月初就呼籲“盡早復工”，奧地利則已經在歐洲國家中率先啟動部分商店、美發店等服務行業。這顯示了歐美國家政府和民眾兩個層面上，出於經濟角度考慮而“心有所動”，希望盡早恢復常態的共識趨於增強。
而在社會和政治層面看，西方國家普遍面臨政治因素帶來的治理困境。由於崇尚個人自由的社會文化根深蒂固，必要“社交隔離”措施在民眾和部分政界人士看來，是對個人自由和經濟自由的某種侵犯，這種社會思潮也讓政府在制定和實施抗疫措施的過程中投鼠忌器、前瞻後顧。比如歐洲國家普遍未能在國家層面制定“外出強制戴口罩”的規定或強制性處罰措施，在“社交隔離”之中對於“必要外出”的界定標準也趨於寬鬆。而在疫情期間限制大型政治集會的做法，則更將遭到“限制公民基本自由”的廣泛批評，尤其是在執政黨普遍因疫情應對而遭受批評，輿論場上連篇累牘出現“對疫情後民主和公民權利反思”的背景下，更不願將有損“民主精神”的口水引向自身，均讓西方各國未來持續穩定、不打折扣地貫徹抗疫措施面臨一定限制。
然而，西方國家當前疫情仍然面臨嚴峻形勢，美歐確診病例增長幅度未能明顯改善，“消化存量”、減少死亡的任務依然嚴峻，檢測、救治乃至日常防護方面的資源仍較為吃緊，社會生活和經濟活動“大撒把”依舊是目前難以承受之重，處理不慎很可能造成疫情的急轉直下。當然，在民眾錢包和面包籃吃緊的情況下，就業和防疫必然成為西方國家面臨的兩大剛需，各國政府在解凍經濟層面的考慮亦無可厚非。鑒於此，西方仍然需要將各方面訴求和政策目標進行綜合考慮，權衡“有效防疫”和恢復就業的平衡點，如果因為“自由傳統”或經濟壓力而在防疫措施上亂了章法、棄了原則、失了定力，或許疫情反彈帶來的經濟和社會成本要比所謂的“持續高壓”要大得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