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達偉提到，“二戰”時美國支持中國，而中方的論調卻是美方對華總是懷有敵意。這種說法不符合事實，中國官方過去20年一直是將“飛虎隊”和“駝峰行動”，視為中美友好的典型事例加以傳誦。
其次，美國過去40年的對華接觸政策從來就不是單純的合作和支持，而是與牽制和防範相伴而行的“雙管齊下”策略。依據形勢的變化，時而合作較突出，時而牽制更明顯。只談美國對華支持的一面，不談牽制防範中國的一面，顯然不是“實事求是”的態度。
上世紀80年代美國的確曾經對華軍售，甚至曾經與中國合辦情報中心，美中在安全領域的合作高度遠非今天可比，但當時有著雙方面對蘇聯這個共同敵人的戰略環境。1989年以後，這一切都已經停止和轉向，美國對華武器禁運和高科技管制就從來沒有真正放鬆過。更不用說，從1972年兩國關係破冰開始，台灣問題一直就是美方設下的防範和牽制中國的棋子，是打進美中關係的楔子。美日同盟很大程度上是為了防範中國在西太平洋地區的“脫軌”。
1989年風波的發生與蘇聯和東歐劇變，也並非巧合。“和平演變”是美國對華接觸政策中公開的元素，當美方大力推動在一些國家進行“顔色革命”，甚至試圖直接派兵推翻別國政權時，中國執政者對於美國可能干預內政的憂慮感一定會加深，作出的反應也會更大。這本身就是一個互相作用、螺旋抬升的過程。
美國讓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也不應視為美國對中國的開恩和施舍，美國有借此促使中國“自由化”的戰略考慮。加入WTO固然讓中國更好地利用了全球市場，但也讓美國更好地進入中國市場。中國加入WTO之後，美國對華貿易和投資增幅都快於美國對世界其它地方的經貿增長。這本身就是互利共贏的過程，將美國獲益沒有中國大，簡單歸咎於中國的“掠奪性”貿易行為，是不客觀的，也是不公平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