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您參與了過去40年美中關係發展的許多事情，什麼經歷和故事讓您感到印象深刻？
1989年“六四風波”以後，我當時正在老布什政府的白宮國安會擔任亞洲事務高級主任，布什政府想儘可能多地維持美中關係。終究我們從中國那裡感受到的強烈教訓是，中國領導人被其對於內部不穩的恐懼所驅動，中國老一代領導人對於東歐發生事情感到震驚。當時我參與了國務卿貝克訪華的決策過程，他是6月4日之後第一個重返中國的美國內閣成員，我們試圖在人權問題更加緊張的新形勢下恢復兩國關係正常化。當時兩國關係“失血嚴重”，國會切斷了兩國之間的幾乎所有交流項目。一直到90年代，重建這個關係，需要做許多工作。
三，比較1989年之後和當前的美中關係，哪個狀況更讓您感到擔憂？
兩種情形是不同的。1989年以後，美國內部有高官認為中國已經徹底放棄改革，我沒有那麼悲觀，儘管那之後形勢確實發生了變化。大國合作的美中關係基礎在蘇聯和東歐國家崩潰後不復存在，需要兩國關係在戰略上發展出新的基礎。新的基礎，一是中國通過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利用世界經濟體系的機會，在經濟上興起；二是在亞太地區管控戰略上的穩定。如果中國能與其周邊國家和平相處，符合美國的利益。美國那時想將中國帶進區域的管理之中，比如中國在聯合國安理會中沒有投海灣戰爭的反對票，美國不想讓中國成為區域不穩的源頭。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美國也成功勸說中國不要向中東一些國家出售導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