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後緊跟著說“解決台灣問題、實現祖國完全統一”是中共“矢志不渝的歷史任務”，這就從一個方面說明中共對“解決台灣問題”，已經努力了70年，這是綜合性的敘述，其後分為五段加以闡明。
第一段是推動交流，這也是刻意的安排，把兩岸民間“大交流、大交往、大合作”放在首位，突出中共的追求是符合兩岸人民的利益。同時特別提到台胞，對“改革開放作出重大貢獻，也分享了大陸發展機遇”。
第二段突出兩岸交流的性質是一個中國之內的交流，民間、政黨交流無不依此為準，至於“一個中國”的內容，則在原則相同的基礎上可以暫時求同存異。
第三段提出“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政策主張和‘一國兩制’科學構想”，什麼是“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政策主張”，應該包括了兩岸談判、統一分兩步走、和平發展等。至於“一國兩制”後面在習五點還會有新的發展。
第四段講中國的和平外交政策，鞏固國際社會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格局，越來越多國家和人民理解和支持中國統一事業。
第五段講中共政權70年來不斷地和台灣的分裂行徑的鬥爭，取得重大勝利。
最後，習總結出兩個無法改變：兩岸同屬一中、兩岸都是中國人；以及兩個無法阻擋：兩岸關係的發展和兩岸統一的歷史大勢。用以說兩岸關係的大趨勢。這就很清楚地看到習的講話，是從歷史事實、人民需要、中共努力，國際支持幾個方面經過70年的努力，形塑出兩岸統一的大趨勢。同時從70年看兩岸關係，也是用“兩個不能否定”的論述，從毛、周第一代的努力，到鄧、江、胡第二、三、四代領導人的努力，再到當代的努力，都是連續地、發展地看待中共的對台政策，這裡就突出了中共對台政策的辯證過程。如果從和平的角度來理解，70年來中共的對台政策經歷了毛、周時代“一綱四目”的“和平解放”政策到鄧、江、胡“兩岸談判”的“和平統一”再到如今的“和平解決”的辯證歷程。“和平解決”的對台政策是承繼了毛、周時代解決統一的主動權，以及鄧小平解決統一的主導權，到如今“牢牢掌握兩岸關係發展主導權和主動權”。⑧主動權講的是何時、以何種手段解決矛盾的權力，是指北京掌握了時機和方式。主導權是兩岸關係往何處去，是指北京掌握了發展方向和最終趨勢。所以習很有信心地說“祖國必須統一，也必然統一。”所以，在習近平的時代是解決台灣問題的時代，方向是國家統一，民族復興；手段針對統一是“和平”，針對“台獨”分裂分子及其分裂活動，則保留“採用一切手段”的權利。
然而兩岸再統一是歷史的定論，趨勢的必然，那麼是否意味著北京可以不必有作為，坐等趨勢的到來呢？顯然不是，因為現在的趨勢正是北京70年努力的結果。而且分裂兩岸、阻撓中國統一的因子也從未停止活動過，所以習要和“兩岸中國人、海內外中華兒女理應共擔民族大義、順應歷史大勢，共同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
（二）習五點的特色
“習五點”一共是五段，首先從標題可以看出“習五點”完全針對國家的“和平統一”，他要從民族復興來實現此一目標，以探索兩制來實踐此一目標，以堅持原則維護此目標前景，以融合發展夯實此一目標的基礎；以心靈契合增進統一認同。這就是“習五點”最顯明的特點。直接了當地指明了對台政策的終極目標。
其次我們也必須注意到“習五點”的安排，他最先標舉是民族復興，對兩岸而言，就是指出兩岸都是中華民族的成員，這是“習五點”的大前提。台灣同胞認了自己是中國人了，其他才有得談，所以從“民族復興”談起。習特別說：“廣大台灣同胞都是中華民族一分子，要做堂堂正正的中國人，認真思考台灣在民族復興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了此一基礎，就可以推動，維護和分享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
接下來，是中國人之間尋找統一的方案。我們先注意到習的用語，是探索方案，豐富實踐。之後分為五段：第一段從北京的觀點，認為兩岸必將統一，而台灣同胞又對社會主義制度有疑慮，那麼一國兩制自然是最佳方案，這樣的統一“有利於統一後台灣長治久安”，所以北京才堅持“一國兩制”。第二段是對台灣人民說的，“一國兩制”不動台灣的現狀，所以制度不同，當然不是問題。第三段的意思，如果還有其他想法應該“本著對民族、對後世負責的態度，……由家裡人商量著辦”，爭取早日解決政治對立，實現台海持久和平。第四、第五段是習近平說怎麼做。先是在一個中國原則下，與台灣的政黨團體展開交往、對話、交換意見，尋求社會共識，推進政治談判。另外具體建議：由“兩岸各政黨、各界別推舉代表性人士，……開展廣泛深入的民主協商，就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達成制度性安排”。看起來習建議是由有目的的民間交往、對話，以及推動有代表性的民主協商，最終迫使台灣當局政治談判，達成制度性安排。簡言之，今後對台工作的方針是：以民間替代政府，以在野包圍執政。
再則統一的道路當然不是一帆風順的，最大的障礙就是“台獨”和干預統一的外力。面對這樣的統一前景，習如何維護其政策？習近平的講話先從法理和利益兩個層面說明一個中國原則對台灣的意義和重要性，其次是將台灣人民和“台獨”區分，對台灣人民是尊重、關愛、團結和依靠；但是對台獨，則絕不留情，習說“我們願意為和平統一創造廣闊空間，但絕不為各種形式的“台獨”分裂活動留下任何空間。”習更說“我們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保留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選項，針對的是外部勢力干涉和極少數‘台獨’分裂分子及其分裂活動”，簡言之，“台獨”絕對沒有和平。
以上的三點是統一願景，是和平原則，但是統一仍須努力，和平也必須維護，所以最後的兩點就是說明當前該做的事：
一是“深化兩岸融合發展”。融合發展是基於“中國人要幫中國人”的構想，融合發展先是有利於台灣的發展，同時也有利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而且習又針對兩岸情勢提出許多融合發展的新方向，可以說是“融合發展2.0版”，如果說以往融合發展主要體現在經濟、社會從大陸發展獲得融合的機會和可能性，則習指出的“四通”：“經貿合作暢通、基礎設施聯通、能源資源互通、行業標準共通”，以及“實現金門、馬祖同福建沿海地區通水、通電、通氣、通橋。要推動兩岸文化教育、醫療衛生合作，社會保障和公共資源分享，支持兩岸鄰近或條件相當地區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普惠化、便捷化”。這些建議的推動已經將“融合發展”延伸到台灣。所以是“深化融合發展”，此一工作若真正落實了，兩岸人民的許多生活的服務，就一致化、標準化了，因此，和平統一基礎必然更加夯實。
二是“實現同胞心靈契合”。從兩岸和平統一的角度來看，兩岸同胞“心靈契合”是極其重要的工作。習先解說兩岸同胞為什麼可以實現“心靈契合”，是因為兩岸人民是“同根同源、同文同種，中華文化是兩岸同胞心靈的根脈和歸屬”。其次習要解釋何謂“心靈契合”？習強調“交流互鑒、對話包容，推己及人、將心比心，加深相互理解，增進互信認同”。這並不容易，所以是“久久為功，必定能達到兩岸同胞心靈契合”。
習講了對台工作的大政方針之後，用了兩段對台灣同胞提訴求：一是針對台灣人民；一是針對台灣青年。面對現今的台灣民心社情，習的訴求既是綿裡藏針也是循循善誘；習說：“我們真誠希望所有台灣同胞，像珍視自己的眼睛一樣珍視和平，像追求人生的幸福一樣追求統一”，習也承諾“歡迎台灣青年來祖國大陸追夢、築夢、圓夢”。
從“習五點”的內容看；習近平也嚴謹地使用了辯證方法，來闡明他的對台政策是如何與時俱進的：
首先是習五點基本的對象就是“台灣人民”。我們知道中共的和平對台是毛、周的“一綱四目”開始，當時和平訴求對象就是“蔣氏政權”，可以說是“寄希望於台灣當局”；其後鄧小平的“和平統一”，按“告台灣同胞書”的說法首先提及“我們寄希望於一千七百萬台灣人民，也寄希望於台灣當局”。⑨
這是兩個寄希望，此一方針為江、胡所繼承，而今習似乎寄希望於台灣人民，至少是主要寄希望於台灣人民。所以以往以當局為主的對台工作，如今就必須翻轉思惟，開始做台灣群眾工作、台灣人民的工作，從台灣人民影響當局，從經濟社會影響上層建築。這本身就是和平之路，需要“久久為功”。為什麼習近平認為可以台灣人民為對象，而不以台灣當局為對象呢？因為習近平認為，“台灣同胞為祖國大陸改革開放作出重大貢獻”，而且“廣大台灣同胞都是中華民族一分子，要做堂堂正正的中國人，認真思考台灣在民族復興中的地位和作用”，何況“廣大台灣同胞具有光榮的愛國主義傳統，是我們的骨肉天親”。所以“我們堅持寄希望於台灣人民的方針”。這是兩岸再統一的真正和平保證。因此，說大陸武力威脅的外國政客，根本就是中文文盲，或是有錢就賣身的所謂“中國通”；至於在台灣，也持相同看法的台獨政客，和部分人士，就衹是鸚鵡學舌，或是故意誤解。
“習五點”的特色之一，是從寄希望於“台灣當局”到“兩個寄希望”，再到“寄希望於台灣人民”的辯證過程。
其次是對統一後的制度安排，從毛、周的“一綱四目”到鄧小平及江、胡的“一國兩制”，基本上強調的主調就是不改變台灣的現狀，這是從北京的立場看統一，表現出最大的包容和誠意，問題是換到了台灣、即使贊成統一的台灣同胞也必然有人要問，既然一切依舊，那又何必多此一舉的“統一”呢？所以“一綱四目”與台灣人民無關，“一國兩制”則是消極的統一方案。對贊成國家統一的台灣人也沒有太大的說服力，對反對統一的台灣人更沒有說服力，習近平的“一國兩制”除大家都看的共議台灣方案之外，更重要的在習的講話提及國家統一對台灣的意義，他說“統一後台灣長治久安”、“和平統一後，台灣同胞的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等將得到充分尊重，台灣同胞的私人財產、宗教信仰、合法權益將得到充分保障。”“達成國家統一願景，讓我們的子孫後代在祥和、安寧、繁榮、尊嚴的共同家園中生活成長。”“和平統一之後，台灣將永保太平，民眾將安居樂業。有強大祖國做依靠，台灣同胞的民生福祉會更好，發展空間會更大，在國際上腰桿會更硬、底氣會更足，更加安全、更有尊嚴。”所以兩岸的再統一定可以為台灣同胞解除當代的焦慮，確定自己的定位，擴大自己的主體性的政治選擇。那麼習近平的“一國兩制”是積極的“一國兩制”。
“習五點”的特色之二，是對統一後的構想，是從“一綱四目”到“一國兩制”，再到積極的“一國兩制”的辯證過程。
其三是習近平特別針對台灣某些精英，特別是高度崇洋媚外、不知自省的知識精英，他們常常自覺地將兩岸制度的差異，偷換成制度的優劣，並視之為自我優越感、自我傲慢的根源，動不動就抬出“一國良制”的說法。習點出“制度不同，不是統一的障礙，更不是分裂的藉口”，正是對這些說法的當頭棒喝。我們回顧一下兩岸之爭，在兩蔣時代是以權力、正統為內涵，以意識形態為包裝的政治鬥爭，所以當年蔣氏政權最能用以“自我保護”的一句話，就是孫中山在1919年的“孫、越宣言”中的立場：“共產主義不適合於中國”。⑩但是1924年孫中山在民生主義的第一講，一開始就說：“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會的生存，國民的生計，群眾的生命。我現在就是用民生這兩個字，來講外國近百十年來所發生的一個最大問題，這個問題就是社會問題；故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即是大同主義。”⑪如果從三民主義的角度來看，其實國共的意識形態之爭，就是新舊三民主義之爭而已，衹是其後外力的介入才成為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或是西民主陣營和非西民主陣營之爭。到了1978年底，中共啓動了改革開放，在國家發展方面借用了資本主義的許多方法，這一段時期，社會主義國家陣營紛紛棄守，社會主義及其制度也陷入重大的困境。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是資本主義國家最為風光的年代，此一時期的兩岸之間，可以說是制度之爭，尚有幾分正當牲；但是隨著中國大陸的崛起和某些領域的超前，引起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普遍焦慮，而且情況愈來愈明顯、明確的趨勢下，美國開始流露出其惡霸的本質，不惜違背自己的制度和價值，傾全國之力欺負一個孟晚舟。⑫事實上，當一個國家破壞自己制訂的規則，不遵守自己曾經引以為傲的價值之後，其制度還有多少值得學習的內涵呢？所以此時此刻習提“制度不同，不是統一的障礙”的論述，除了為“一國兩制”的正當性提出辯護之外，更積極的潛在意義，代表中共對自己的社會主義及其制度是有其自信的，而當今和今後的國際間的國家競賽，已經從制度之爭轉向國家治理之爭，反映到兩岸之間亦是如此，否則我們也很難說明台灣民意的巨變。
所以“習五點”的特色之三，在論述兩岸之爭時，是從毛蔣的“意識形態”之爭，到鄧蔣（經國）的制度之爭，再到今後的治理之爭的辯證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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