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美霞認為，對於傳染病防治來講，台灣公共衛生體系的市場化和醫療化主要有2個影響。
其一，傳染病的防治工作成了冷板凳，不如醫療工作能帶來政績和利潤，因此政府缺乏投入，醫療機構不重視。成功大學教授、台灣“中央研究院”研究員蘇益仁發現台灣的醫院最不重視的就是傳染科。
其二，原本依靠衛生所的防疫體系長期缺乏投入，防治傳染病、慢性病“個人責任化”。個人的健康問題被與社會剝離，導致基層政府對社區的健康狀況實際上沒有掌握，沒有完成“通報、調查”和“預防”的工作。
總而言之，在經歷了市場化與醫療化的演變之後，台灣當局失去了對衛生工作的把握，失去了對基層衛生狀況的掌控。這是台灣執政者的問題，也是台灣衛生部門面對疫情時困難重重的根本原因。
在賬面上，台灣的醫院、診所、衛生所遍布各縣、市和鄉、鎮。在SARS疫情爆發的2003年，台灣有“醫事人員”超過11萬（包括醫生、護士），醫療保健支出占台灣GDP的6.15%。然而這個體系在SARS的衝擊下近乎“崩潰”，醫療機構疲於應戰，以至於發生了和平醫院封院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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