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制度的驟然轉變，而巴枯寧則是“不破不立”的堅定信奉者。
歐洲各國社會民主黨早期的內部爭鬥，歸根結底也多是這種爭論的延續。列寧在《怎麼辦》一文中強調了工人階級政黨領導地位的必要性。他使用大量比喻來分析作為先鋒隊的黨與作為普通群眾的工人之間的聯繫。黨就像教師，可以將工人階級基於樸素的經濟不滿提升為革命的政治要求；黨就像軍隊中的指揮官，調動千軍萬馬排兵布陣。在處於嚴酷鬥爭條件下的列寧看來，黨是嚴肅的，具有絕對權威。群眾的反抗是天然的政治可燃物，作為先鋒隊的黨的任務就是匯聚這些爆炸物，瞄定目標，精准引爆。
列寧對自發性的反對和集中權力的傾向招致了反對。德國社民黨領袖盧森堡將罷工與政治鬥爭視為一個本身即具有不可替代的意義的能動過程。罷工能夠給工人以新的經驗，從而改變他們的組合與領導的特性。每一次小規模的罷工都會迫使資本內部結構發生改變，日拱一卒地逐漸“拱”出一片田地來。因而，不能以一種急不可耐的躁進觀點，視緣起於經濟性質的罷工為水平低級，進而將操縱罷工視為一種權變戰術。革命是如何發動的，與是否發動革命同等重要。故而以強制力脅迫、領導工人階級，並將工人階級政黨凌駕於工人階級之上，施以森嚴的等級統治，非但是不現實的，也是非道德的。十月革命後，無政府主義政治運動的發展受到阻遏。它作為工人階級反抗運動最初思想來源的一支和重要同盟者，隨著無產階級奪取政權、控制國家機器而淡出。
西方不亮東方亮，新的戰場很快開辟出來。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中國知識分子把無政府主義作為拯救中國命運的社會主義思潮引入，一時在中國政治思想界大放異彩。列寧在《兩種烏托邦》中左右開弓，批評俄國的自由主義和民粹主義，說過這樣一句話：“一個國家的自由愈少，公開的階級鬥爭愈弱，群眾的文化程度愈低，政治上的烏托邦通常也愈容易產生，而且保持的時間也愈長。”（《列寧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297頁）這話對著的是沙皇時代的俄國，而在清末民初的中國似乎也“不遑多讓”——在被裹挾入世界歷史進程之後，內憂外患頻仍，危機接連不斷，傳統政治權威與價值體系的穩定性喪失殆盡。此種局面下，統治者仍對全社會保持著高壓態勢，一批激進學人最終倒向徹底否定一切權威的無政府主義，也就不難理解了。李大釗、陳獨秀、毛澤東、惲代英、周恩來、蔡和森，都受到當時聲勢浩大的無政府主義思潮的影響。他們普遍對克魯泡特金的《互助論》發生興趣，這本書和克氏的另一部著作《面包與自由》中提出的無政府共產主義，對一批知識分子具有很大吸引力。以典型的階級分析角度看，很有一批有閑、有志、不安於現狀的知識分子，具有一定的階級革命性和社會正義感，急於改變國家面貌，艶羨轟轟烈烈、立竿見影的政治運動。從1920年下半年至1921年中國共產黨建黨前，全黨統一了思想，無政府主義也被從它的中國母體中切割出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