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向高質量經濟增長轉型，需要建立一整套與發展階段相適應的制度體制，與此改革相匹配的是宏觀體系的調整。中國作為大國崛起之後，在國際上應更多地參與國際規則制定，在人民幣國際化、服務業、國際規則等多方面和多邊接軌。
2012年後，中國的工業化進程和城市化進程發生重大變化，特別是2019年中國的城市化率將突破60%。中國已進入以城市經濟為主導拉動經濟增長的階段，城市化率的提高推動消費與服務的比重持續提高。經濟轉型的三大特征開始發生變化。第一，服務業比重高於製造業，服務業成為主導產業；第二，消費超過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消費提升的關鍵是提升對廣義人力資本有益的消費服務，如科教文衛體娛樂養老等，而不是簡單的物質消費升級。第三，提高創新貢獻，對衝要素積累的貢獻下降。階段轉化需要一整套新的制度安排，改革服務業高度管制的體制，建立新的宏觀管理體制來平衡從工業化向城市化平穩轉變的宏觀系統，建立一套基於大國的規則性國際接軌的開放體制。
當2019年中國的城市化率突破60%，我們面臨的主要挑戰是比較優勢見頂。通過多年的出口導向發展，中國工業品出口占總出口的比重已經達到歷史高點。隨著中國人均GDP的高速增長，匯率的升值，城市化推動的房價上漲，中國的比較優勢，低成本優勢逐步消失了，現在需要的是要素質量的升級。
中國的工業化在比較優勢逐步喪失的情況下，需要依靠市場激勵進行內生性發展，提升要素質量和制度激勵架構。生產要素包括兩種：一種是傳統的勞動力要素和資本要素，這兩種要素要升級，包括質量和配置方式；另外一種是新生產要素，包括信息、創意、教育、網絡、制度等，要加強新要素的積累。未來不但要實現傳統要素升級，還要組合好新要素，使得生產函數能夠提升效率，驅動中國經濟持續增長，其中關鍵是實施知識產權保護制度。
除了需要實現要素升級，更重要的是發揮新要素組合者的作用，即企業家在高質量轉變中的巨大意義。熊彼特認為，推動創新的核心動力是企業家，不尊重企業家的制度安排是不可能激勵創新的。高質量發展轉型根本上是激勵企業家能不斷產生形成市場激勵下的分布式創新體系。只有依靠企業家，才能實現新生產要素組合，發現潛在需求。中國的產業調整應從干預選擇型產業政策導向轉向依據需求效率變化市場自動配置的競爭性政策。政府要積極轉向公共服務型政府而不是生產型政府。誰的效率更高，誰的創新性更強，要素自然按市場就會配置給他，企業家就會蜂擁而至這個行業。所以，政府要改變作為要素積累者和干預者的角色，讓位於企業家進行新要素的投資組合，從而建立一套有利於發展激勵轉型的體制。這是中國高質量轉型的關鍵。
不可否認，政府干預經濟增長在一定時期有其歷史貢獻。但是一旦到達以創新為主的發展階段，干預就變成了障礙。在這個階段，政府提供的應該是保護市場體制正常運行的制度性公共服務平台，而不是具有競爭意義的“平台經濟”。
當前，中國經濟增長面臨兩大挑戰，一是幾乎所有積累型要素都處在規模收益遞減的過程中，創新的貢獻率在下降。二是效率下降後，不得不通過提高杠杆率穩定經濟增長。中國的創新需要從政府干預的思維模式轉向如何積極激勵微觀主體轉變，政府今年的減稅降費提供了一次比較好的實驗機會。只不過降稅以增值稅為主，而不是所得稅，所得稅對創新更重要。
中國經濟向高質量發展轉型，要素供給變革，這裡面包括了一些不確定性因素。通過消費服務提升了要素質量，但是要素質量能否形成創新活動，而得到效率補充是不確定的；人力資本提高需要跨期補充，這也是不確定的；這兩個不確定導致了增長方式難以轉變。可以確定的是通過提高教育年限，增加了人力資本存量；改革勞動市場要素配置體制，讓要素能最廣泛地創新和分散風險；推動縱向創新轉向創新生態模式，讓更多企業參加創新。關於創新的效率補償問題一直是一個不確定的問題。國際上多使用兩套工具來消除不確定，一是金融工具，二是提高制度質量，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提高勞動力市場質量。金融工具和高質量市場制度建設都必須是在開放和全球化的條件下完成。
中國當前的宏觀政策框架是基於出口導向的工業化的宏觀體系，今後應考慮向大國模型轉型。首先，貨幣供給是基於外匯占款，隨著外匯占款的下降，現在靠提高貨幣乘數和抵押再貸款來維持貨幣釋放，央行貨幣供給的改革也日益緊迫。第二，中國的稅收以增值稅為基準，城市化最重要的是基於所得稅與享受福利相匹配，稅收減收與城市化公共服務支出剛性的差額也是重要的挑戰。第三，中國的產業政策過去以干預保護，強制提高國產化率和招商引資減稅作為產業戰略，現在需要放鬆管制，平等競爭。所以，這三個轉型也是高質量轉型的宏觀體制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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