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拜登政府初期在應對與中國的挑戰方面做得怎麼樣？
答：不太好。在特朗普執政的混亂年代之後，我曾希望會有一套更加專業、務實和基於利益的對華政策。雖然拜登政府在改善與盟友和夥伴的關系方面作出了更為一致的努力，但在我看來，它未能制定針對中國自身的前瞻性戰略。簡言之，拜登政府犯了以下五個錯誤：
首先，在意識形態方面，拜登政府將我們的全球政策定義為民主對抗威權。這一表述本身是一個自我設限的框架，因為許多非自由民主國家在重要的對華政策領域與美國觀點一致，但又不願意在幫助民主戰勝威權方面同我們站在一起。此外，這一框架從根本上削弱了與北京進行有意義對話的前景。諷刺的是，就在推進這一框架的同時，拜登政府每天都在竭力維持美國國內的民主。
其次，拜登政府將“競爭”與美國對華政策掛鈎，卻沒有確定具體目標、優先事項、工具和基准來解釋和評估這種“競爭”。只要這種實質性真空持續存在，美國就沒有應對中國所構成的挑戰的戰略。相反，美國只是采取了被動和防禦性的姿態。
第三，與中國奉行的非常積極的雙邊和多邊貿易投資政策相比，拜登政府似乎害怕在亞洲采取任何有意義的貿易舉措。美國承諾為亞洲制定一個經濟框架，但在貿易和投資方面，美國的做法卻越來越具保護主義色彩，這就意味著在我們尋求與中國競爭時，我們對朋友和盟友并沒有吸引力。
第四，美國應對避免與中國開戰所需要做的事情進行一些非常嚴格的分析。就地區而言，美國有效加強了與整個亞洲地區的朋友和盟友的安全關系。美國最有可能與中國發生軍事衝突的地方是台灣，但到目前為止，我們的對台政策似乎是在朝著增加而非減少兩岸發生軍事衝突可能性的方向發展。我們需要主動與中國展開高級別的戰略對話，以避免在台灣問題上發生衝突。此外，有關核擴散、核軍備控制、危機管控和相關建立信任措施的高層對話也應成為我們與中國的安全議程上的重點。
最後，美國在應對中國構成的挑戰時，所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或許就是處理好自己國內的問題。美國國內政治的兩極分化和機能失調正強化中國的如下觀點，即美國正處於不可逆轉的衰退之中，但仍有能力、或許可能會孤注一擲地予以反擊。北京因此認為，美國在未來幾十年僅僅是一個試圖幹擾中國崛起、在中國內部煽動分裂和制造潛在政權更迭的國家，這使得中國幾乎沒有動力去尋求與我們的合作以應對兩國面臨的重大挑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