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諷刺的，因為我被問得最多的有關拜登政府對華政策的問題是，它與特朗普的政策有何不同。現在的答案似乎是：‘區別不大’。”
拜登政府顯然被美國根深蒂固的政治分歧所束縛，所以集中精力設法通過法案來刺激基礎設施建設和社會福利開支。對華強硬仍然是兩黨不多的共識之一，拜登把美中競爭的必要性當做其推動國內政策議程的主要理由。
戴琪的講話還傳達了這樣一種感覺，即從上屆政府開始，美國用工業政策取代貿易政策。普雷斯托維茨說：“對拜登來說，問題不在於與中國談判什麼，因為很顯然，我們不會改變中國的貿易和產業政策。”
以盟國和夥伴合作為基礎的全球甚或是地區貿易戰略的缺乏，尤其令一些觀察人士感到不安。戴琪的政策講話只簡單提到與歐洲盟友合作打擊“非市場做法”，但完全沒有提到與日本、韓國和其他國家在技術安全和供應鏈管理議題上的合作。
根據戴琪的講話，美國的重點轉向了增強國內工業競爭力，并保護鋼鐵和太陽能電池板等行業免受外國競爭者衝擊。與此同時，“新”政策沒有提到美國與亞洲夥伴合作的機會，而與亞洲夥伴合作可能為美國對付中國創造更有效的工具。在這些錯失的機會中，最明顯的就是中國已經申請加入的《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CPTPP）。
美國領導力的缺失對日本來說是一個特別的挑戰，日本已把經濟安全列為優先事項——其目的是保護關鍵技術并減少依賴中國的供應鏈風險。
在這方面，日本與美國、歐洲、韓國和其他國家的利益顯然是一致的。但日本決定推進CPTPP，這為其行使獨立領導提供了先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