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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2月19日在德國慕尼黑拍攝的美國總統拜登出席慕尼黑安全會議線上特別會議的畫面。（新華社） |
中評社香港5月20日電／喬•拜登幾十年來以參議員、副總統和如今的總統等各種身份與中國這位巨人打交道。考慮到這一點，他非常清楚對中國采取“強硬”立場是愚蠢的。此外，他需要中國合作來兌現他的許多競選承諾，包括氣候政策和經濟複蘇。為此，拜登尋求與中國和解是明智的。
香港亞洲時報網站5月13日載文《美國與中國的和解受政治和意識形態阻礙》，文章說，可悲的是，和解將不得不退居次席，因為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在外交政策方面意見一致。他們反對任何國家獲得可以挑戰美國全球霸權的地位。
視中國為“最大威脅”
20世紀80年代，“廣場協議”之後，日本經濟崛起受挫。90年代，美國又通過一場昂貴的軍備競賽在蘇聯的內爆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中國是新的“敵人”，因為它敢於奉行一種在經濟、技術和軍事現代化方面的的確確取得成功的意識形態。事實上，自二戰以來，美國沒有遇到過像中國這樣在上述全部三個領域都“勢均力敵的競爭對手”。
美國視中國為“最大威脅”，必須不惜一切代價加以遏制。唐納德•特朗普不是第一位試圖“遏制”中國崛起的美國總統，但他把這項政策置於前台中央，挑起貿易和技術戰爭并提出所謂“印度洋-太平洋”戰略。
這樣一來，特朗普就使中美關系跌至自上世紀70年代兩國建立外交關系以來的最低點。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特朗普將美國的所有弊病都歸咎於中國。美國有很大一部分人口，包括那些在貿易戰中遭受損失的人（比如農民），不僅容忍而且歡迎特朗普的反華政策。
在這種背景下，對中國采取較為溫和的立場可能會引起政治反彈，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什麼拜登會延續特朗普的貿易戰、技術戰和亞太地區的所謂“航行自由行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