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就算在陳水扁執政時期，台灣對大陸的出口仍然是逐年增加，明顯大陸雖然一方面在政治上強調一個中國，但是，對於反對一個中國的陳水扁政府，仍然不斷促進兩岸經貿的互動發展，這樣政經分離的雙軌策略，在中國大陸經濟強勢崛起的影響力下，已然讓台灣不得不正視中國大陸的存在。而兩岸關係為什麼要正常化、為什麼不得不正常化，事實上在兩岸經貿互賴之深的情況下，亦讓台灣不得不正視中國大陸的看法及想法。畢竟，不管是兩岸三通、社會文化經濟交流，台商的投資保障、兩岸金流、物流、人流的交流，還是司法互助等重要議題，台灣均不能、也無法、更缺乏足夠基礎與強大實力去脫離大陸而獨自行事，這亦是民進黨在堅持反對“一個中國”與“九二共識”的前提下，面對中國大陸的弱勢所在。
在台灣內部來說，民進黨要推動“台獨”的兩岸政策，首先就得受到歷次選舉選票的檢驗，沒有透過選舉，就沒有辦法執政、沒有辦法取得及執行政策之途徑及方法。民進黨在創黨之初，的確有台灣建國的理想及願景，然多次的選舉下，民進黨的政治菁英們，亦瞭解及意識到單依靠台獨理念所吸附的選票，不足以使民進黨跨過執政選票的門檻。且國民黨主張之九二共識，在馬英九時政時期的八年中，事實上亦證明了台灣並沒有消失，台灣依然是實質的政治實體。故民進黨於近年來，除了於以韓國瑜為競選對手的選舉活動之外，其餘在各種選舉場合便再少聽見以“出賣台灣”的語言來攻擊國民黨。
畢竟，台灣民眾已習慣於和大陸交流了，而不再認為和大陸密切交流，就等於是賣台，使得民進黨沒有了“出賣台灣”的“語彙”市場。至於針對以韓國瑜為競選對手的選舉活動出現之賣台語彙，筆者則認為當屬特例。故民進黨內的政治菁英與基本教義派，雖然依然堅持其“台獨”的精神，但是在表述說法及實際做法上，均有不同的看法及主張，例如轉而去打台灣的“主體意識”議題，這樣的聲音，在未來勢必更加多元，亦是蔡英文在制定兩岸政策上，所必須參酌的意見及看法。
在馬英九執政時期的八年中，隨著大陸的經濟成長而跟隨著陸客、陸生來台及對台契作採購等，中國大陸對於台灣的經貿政策除了一貫的招商引資外，更提出以“惠台讓利”策略來影響台灣內需市場。大陸對台經貿政策的溢出效應在於陸客、陸生、契作等在馬英九執政時期開始增長，而其所帶來的消費能量已經影響台灣的內需市場，使得大陸擁有更多的籌碼來影響2016年後執政的民進黨。故2016年以後，大陸以陸客、陸生、契作的減少，表達對於蔡英文沒有表示認同九二共識之不滿，而其影響已經出現在台灣內部包括基層里民團體、觀光、旅遊團體等過去依賴大陸客帶來經濟收入及成長的龐大團體，使之公開表達對蔡英文兩岸政策的不滿，而大陸市場之龐大，亦令過去挺綠的部分企業為了企業的永續經營，不得不發聲表達其兩岸立場。
明顯的，民進黨在制定兩岸政策時，亦不得不正視以上這些台灣內部的制約力量。就爭取選票支持、贏得勝選執政的務實面來說，民進黨兩岸政策的衍化，似乎比國民黨更有彈性，更能抓住台灣內部民意的氛圍。而目前，雖然蔡英文的兩岸政策，仍然是堅持否認“九二共識”的回答，但是也不至於再於未來提出更為“激進的主張”。尋求在語彙上創造出兩岸雙方都接受的主張，亦是蔡英文所說“求同存異”；這個“求”的過程，即是蔡英文政府所要面對及努力的方向及手段，而“同”是包括在“名詞”上求取一致都接受的說法。至於接受“異”，則可以說是“維持現狀”的另一種說法。在目前的政治現實下，的確存在兩岸民眾對於統獨不一樣的觀點及說法，不衹是紅藍綠白，包括在大藍小藍、大綠小綠等各陣營內部也各有分歧。
在未來，民進黨為了避免台灣經濟持續下滑，進而影響下一次選舉的選票，勢必不得不正視大陸對台經貿的影響與效應。而就兩岸政策上，可以預見，將走向不挑釁的路線。縱使“台灣獨立”仍然是民進黨的“黨魂”，但是，外顯的方式則走向以不同的語彙來維持包裝其台獨的說法，或是避免提及爭議性的主張及語言。
三、民進黨台獨意識形態的結構功能分析
意識形態的組織性或組織性的意識形態，是指意識形態之所以能夠使群眾產生獻身，甚至是行動的意願，這是因為意識形態必須是以“政治組織”作為中介，才能達到上述的功能。學者舒曼(Franz Schurmann)便視意識形態為“組織的思想特質”(thinking characteristic of an organization)，也就是採取“組織性的意識形態”(organizational ideology)之看法，他認為組織性的意識形態之定義，就是一套系統性觀念加上有效的行動，雖然令人感覺較為抽象，但是人們必須在這樣的基本影響之下從事能夠獲取成果的行動，因此這個組織存在的目的便是要採取行動。
舒曼進一步認為，意識形態之所以能夠號召群眾、動員群眾，乃是因為意識形態是以政治團體作為中介。換句話說，我們所說的意識形態，基本上是一種組織性的意識形態，脫離了組織而談論意識形態是不可能的。
若說“意識形態”是人類意識和生活意義運作的媒介，它包括日常生活的概念、經驗和具體的知識學理，則“政治意識形態”（Political Ideology）即指“信仰體系”(Belief System)，它包括一套與人性和社會有關的規範性或經驗性基本命題，這些基本命題用來解釋或辯護人類現實存在或未來存在情狀，並指導或維護既存政治秩序之發展。或者，我們從內容分析和符號系統加以分析，如果它是以影響人們的政治行為導向的，我們就可以稱呼為政治的意識形態，政治意識形態之所以重要，在於它指導、支持或激勵以及限定個人、團體與國家政治行為。
舒曼的“二重結構途徑”將意識形態區分為“純粹”(pure)與“實踐”(practical)兩個部分作為基礎，指出“純粹”的意識形態為一套完整有意識的世界觀，是共同遵守的原則，純粹性的意識形態以“理論”的形式呈現，例如民進黨的台獨黨綱及其相關論述；而“實踐”的意識形態則具有工具性價值，提供個體行動的合理依據，實踐性的意識形態通常以“思想”方式來呈現，在不同的政治社會環境、亦即不同的“具體情況”下會有不同的詮釋，在不同時空背景和階段中有不同的名詞與意涵，例如蔡英文在2016年就職演說及2020年連任演說中對於其兩岸政策主張與“台灣主體意識”之相關表述。
由此可見，“思想”的內涵是可以改變和演化的，但“理論”則是固定不變的普世信仰。故不論民進黨執政下的兩岸政策如何表述與落實、如何用強調“台灣主體意識”與“台灣人自決”去包裝向選民行銷，其台獨意識形態是不會改變的“神主牌”，丟了台獨意識形態這塊“神主牌”，就代表民進黨將失去其創黨理念與價值。但同樣的，國民黨也無法捨棄“九二共識”這塊招牌。倘若國民黨沒有了“九二共識”、而民進黨也沒有了“台獨黨綱”的話，則國、民兩黨在國家認同與兩岸立場上恐將漸趨一致，而這趨同化的結果，便是兩岸一直“維持現狀”下去(但也不用有所改變如“法理台獨”或“終極統一”)將成為台灣民眾的“最大公約數”，時間越久便越難改變這樣的認同，因為已經定型了。
故舒曼認為，“純粹”的意識形態和權威的合法性有關，而“實踐”的意識形態則和政策路線的選擇有關。純粹性的意識形態有理論性，著重在價值觀，它不隨時、空而移轉，但也並非是一成不變；實踐性的意識形態則有階段特殊性，它會隨著黨內權力的變化而以不同的政治路線形式出現，提出妥當之行動指南。倘若缺少了純粹性的意識形態，則實踐性的意識形態將無以合法化。同樣的，若沒有實踐性的意識形態，政治體系則無法轉移其世界觀為一貫的行動。因此，意識形態必須“實踐”才能發揮作用，而民進黨的台獨意識形態也必須通過“台灣主體意識”與“台灣人自決”的包裝來發揮作用，經由爭取廣大中間選民認同，讓選票極大化以獲取執政權。
我們可以從舒曼提出的“二重結構途徑”來分析民進黨台獨意識形態在變遷過程中的“變”與“不變”，可以發現民進黨將之以“繼承”與“發展”來加以概括，並將之具體化於黨綱黨章與各種規章文件之中。例如在其“台獨黨綱”之後，又相繼提出“台灣前途決議文”以及“正常國家決議文”作為因應。所以就辯證法來說，民進黨台獨意識形態的“衰退”與“重構”在意涵上是相互證成的，並配合民進黨與蔡英文政府的思想路線與施政主軸，來反映其政黨利益和世界觀，並企圖引導台灣社會大眾參與、從事社會實踐以達到其政策目標。掌權者始終為了自己的政黨利益去解釋其意識形態之“實踐”，也利用此意識形態去攻擊競選中的對手，以爭取選票、獲得執政權。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0年12月號，總第276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