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應對新冠病毒的失誤，美國聯邦債務如今（2020年10月30日）高達27.2萬億美元，比去年8月5日的22.57萬億高出4.6萬億；而GDP是19.78萬億比去年8月5日的21.29萬億低了1.51萬億元。債務/GDP是歴史上最高的137.5%。
而且新冠病毒的擴散導致百業蕭條，唯有股市一枝獨秀，加速貧富兩極化，而貿易戰又造成民生用品價格上漲,使得中下階級生活更困難。特朗普證明, 他看對病症却下錯了藥，所以衹是陳勝吳廣之流，但是特朗普現象的存在，表明美國人民等待劉邦的出現。
因此拜登上任的第一要務就是改變美國處理新冠病毒的政策和措施，拜登個性温和、守規矩、尊重事實、科學和專家，所以在防疫問題上將會採取尊重中國所取得的成就，也會與中國合作，作為改善兩國緊張關係的突破口。
拜登是中國的老朋友了，對中國的態度也是温和友好的。2000-2001年,拜登作為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主席,領導參議院努力引導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並結束國會每年對中國作為美國貿易夥伴地位的審查。當時, 拜登歡迎中國“成為一個大國（偉大的强權）,因為大國在不擴散、人權和貿易領域遵守國際準則”。作為2011年的副總統,拜登說,他相信“一個正在崛起的中國是一個積極的發展,不僅對於中國,而且對於美國和世界都是一個積極的發展⑧”。作為奥巴馬的副總統，他和習主席建立了很好的坦率信任關係，也長期致力於美中新型關係的建立⑨。他當選最大的好處是他不會像特朗普那様短線操作，言而無信。
拜登在競選中一再表示,他將恢復美國在世界舞台上的領導角色,加強與盟國的關係, 對抗對手。這將是特朗普“美國第一”理論的逆轉，特朗普經常冒犯德國等傳統夥伴。因此可以預期他將重回世界衞生組織,再次擁抱巴黎氣候協定，並積極支持、再入現有的國際組織。在對華政策上他將拋棄以龐培奥為代表的激進、危險地反華新保守主義政策，而代之以有合作也有對抗的對華統一戰線。
拜登的長處是溫和的個性和不偏激的政治立場,能夠團結民主黨，也可以較容易地爭取共和黨温和派的支持。然而,鑒於今天美國國內對華整體跨黨派的負面氣氛,以及共和黨仍然控制參院,加上他的年歲已高，他將没有足够的精力領導巨大的改革。更何况拜登是舊體制的產物, 是造成問題的制度下的受益者，雖然他可以穩定美中關係不至於加速悪化, 但是很難寄望他做出根本的改變。他的歴史任務就是做一個稱職的過渡性人物，培養下一代的接班人，在民主黨内就是副總統Kamala Harris。預期他可以提供一個穩定的過渡環境,讓全社會開始探討深層次的問題。
四、兩黨對華政策的同與異
美中問題持續悪化的最直接原因是：⑴中國加入世貿後全方位的高速發展威脅到美國物質上的霸主地位。⑵中國大陸人民的收入提高並無導致美國人期待的和平演變成西方的制度，直接威脅到思想制度層面的霸主地位。因此從2009年以來的12年中，美國的對華政策一直在軟(接觸)與硬(對抗)的兩條路線中徘徊，給人一種混亂的感覺⑩。一個重要的總結是過去12年美國主政的對華鴿派都被鷹派取代，在美國新政權即將上任時，如何能避免歴史重演？
2009年奧巴馬主政,由於正值次貸危機引起的全球性金融危機方興未艾,美國期待中國支持, 因此美中關係有一個好的開始,但是八年後卻以一個緊張關係結束。為什麼?
奧巴馬出生於夏威夷,早年在夏威夷和印尼度過,年輕時移居美國本土。他的成長使他對亞洲新興經濟體和世界秩序的關聯轉變有了更清晰的瞭解。奧巴馬的許多公開聲明都表明他的全球心態,他認為在21世紀,美國應該從一個領導者發展成為一個夥伴。他多次表示“美國歡迎中國的崛起”, 他認為中美關係是21世紀最重要的雙邊關係。
2009年11月奥巴馬成為第一位在上任第一年内訪華的美國總統，當時, 許多媒體敦促中國和美國組成二國集團(G2)。這一想法並非來自奧巴馬政府,而是來自前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中國帶著懐疑的態度對待這個概念，也許在當時許多中國人看來,中美兩國在整體實力上不是匹配的,因此不能在全球領導地位上發揮可比性的作用，也許中國更担心加入G2會破壊她與俄罗斯及許多發展中國家的關係，更願意在20國集團這種塲合貢獻力量⑪。
會談中其他美方關注的重點包括伊核問题和對伊朗禁運、人民幣匯率、西藏宗教自由等問题。與過去的美國總統不同，奥巴馬没有採用高壓的姿態而是用彼此尊敬和傾聽的態度，希望促成良好的長期關係。
2013年6月7日和8日剛開始第二任總統的奥巴馬邀請上任不到7個月的習近平主席到南加州展開兩天的非正式的、有充分接觸機會的莊園會。這是奥巴馬的過去三年的國家安全顧問Donilon在6月30日離任前為未來健康的美中關係做出的最後努力。
會議涉及朝核問题、人民幣匯率、人權問题、及美方高度關注的網絡攻擊問题。會後中美雙方都對這次會議給出高度評價，Donilon更把這次會議放在與1972年2月尼克森總統在北京和毛澤東會晤的歴史性高度⑫。當然,這是他對自己未來歴史定位的期許，也是他對建立未來中美新關係的信心。然而，後來世界局勢，特别是阿拉伯之春的發展，使得繼任的Susan Rice改變了奥巴馬原先的温和外交政策，採取全球性的鷹派立場，美日同盟更加緊密，美中在南海和台灣問題上的衝突加劇。
特朗普上任時在對外問题上傾向傳統保守主義者的收縮傾向，2017年3月18日國務卿蒂勒森（Tillerson）訪問北京，提出不衝突、不對抗、彼此尊重、合作共贏的新雙邊關係, 這是美方第一次全面接受中國所提出的新型大國關係原則，然而他受到鷹派人士的猛烈攻撃。
2017年4月6日至7日,習近平應美國總統特朗普邀請,在美國佛羅里達州海湖莊園同特朗普舉行會晤。4月7日,王毅向媒體說明“習特會”時表示:中美雙方宣佈建立外交安全對話、全面經濟對話、執法及網絡安全對話、社會和人文對話四個高級別對話機制。
2017年11月8日至10日, 美國總統特朗普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受到最高规格的紫禁城内接待，似乎美中關係充满了希望。然而，僅僅一個月後的12月底, 白宮發佈國家安全戰略報告， 將中國俄羅斯定位為戰略對手。2018年1月, 美國眾議院通過《台灣旅行法》草案, 其後經參議院無異議通過、總統特朗普簽字, 正式生效, 這觸碰了被認為是中美關係基礎的“一個中國”政策的敏感禁區。
2018年3月30日Tillerson辭職,Pompeo接任國務卿,從此美中關係全面悪化。新冠病毒在美國失控後,特朗普更將中國列為最大敵人。
從奥巴馬第二任總統期間開始,美國精英階層的對華鷹派取得主導地位,逐漸形成一個較為完整的論述，具體表現在今年5月20日特朗普政權給衆院的“美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戰略措施”的綱領性文件,強調政府各部門協調一致對抗中國政府⑬。兩個月後，7月24日龐佩奧Pompeo在尼克森圖書館發表一個具有象徵意義的演說，宣示告别了1972年以来的主要以交往和接觸的對華政策⑭。
下面引述“戰略措施”中的重要論點。
它清晰地宣示兩個主要目標：第一，提高我們的機構、聯盟和夥伴關係的反彈力,以戰勝中國带來的挑戰；第二，迫使北京停止或減少損害美國重要國家利益以及盟國和夥伴利益的行動。 但是即使我們與中國競爭, 我們也歡迎在双方利益一致的領域合作。競爭不需要導致對抗或衝突。我們不尋求遏制中國的發展,也不希望脫離中國人民。美國希望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公平競爭,使我們的國家、企業和個人都能夠享有安全和繁榮。
為達到上述目標須要建立：⑴美國國內的總體合作，本屆政府的重要合作夥伴包括國會、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私營部門、民間社會和學術界。⑵與外國盟國、夥伴和國際組織建立合作夥伴關係，具體到印度-太平洋區域，合作夥伴包括：東南亞國家聯盟、日本、印度、澳大利亞、大韓民國的新南方政策和台灣。
文件指出中國對美國的幾個重大威脅:⑴經濟威脅；⑵意識領域或價值觀威脅；⑶安全威脅。過去三年美中在安全和經濟方面的衝突已經廣為人知，不在此陳述。
在價值觀領域，特别強調中共挑戰了美國憲法對每個人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不可剝奪的權利。在國際上,中共在“建設人類共同命運共同體”的旗幟下 ,宣傳習總書記的全球治理願景。然而,北京努力迫使國內意識形態的一致性, 卻讓人不安地描繪了一個中共領導的“社區”在實踐中的樣子，這種治理方式的結果之一是北京在新疆的政策。
北京通過國家電視台、紙面媒體、電台和在線組織來傳達其敘述,這些組織在美國和世界各地迅速成長。中共統一戰線組織和代理人以美國及世界各地的企業、大學、智囊團、學者、記者以及地方、州和聯邦官員為目標, 試圖增加對外影響力同時减少外界對中國國內的影響。
北京經常試圖強迫或說服中國公民和其他人採取一系列威脅美國國家和經濟安全、破壞學術自由和美國研發事業誠信的惡意行為。
這些論述和指控雖然缺乏證據,但是無可否認的會誤導美國一般民眾,中國須要依據事實予以及時有力的反駁。
瞭解民主黨的對華政策，可以參考2020的黨綱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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