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為社會轉型期內利益主體日益多元，矛盾衝突將常態化，需要更多從法律角度加以平衡。比如，此次審議的刑法修正案草案就聚焦了“低齡犯罪”問題，規定“已滿十二周歲未滿十四周歲，犯故意殺人、故意傷害罪，致人死亡，情節惡劣的，經最高人民檢察院核准，應當負刑事責任”，回應了近年來因多起男孩弑母、男孩殺害女童、男孩性侵女童事件引發的“降低刑責年齡”的熱議。
另一方面，新的發展也需要新的紅利，制度紅利、法治紅利逐漸成為共識，即通過法治建設、制度建設來凝聚改革、開放、創新等方面的共識。實際上，“營造有序安全可預期”的社會環境，多年來一直是外商外資及中國民衆的訴求。法治，正成為中國新一輪改革發展的重大命題，也將是決定未來中國經濟社會競爭力的重要因素。
由此來看中國立法機構這次審議和審議通過的一系列法律，新發展周期更加注重“法治破題”的意味十分明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