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量變質變規律。深圳憑借“機緣禀賦（天時）、地緣禀賦（地利）和人緣禀賦（人和）”三位一體的禀賦優勢，獲得了扎實與優越的發展基礎。從“深圳速度”到“深圳質量”、從“深圳製造”到“深圳創造”、從“貼牌生產”到“自主品牌”，都是“量變質變規律”的集中體現。
第三，否定之否定規律。這集中體現在深圳推動傳統經濟增長模式向“創新轉型”的思辨邏輯。由於瀕臨香港，深圳選擇“創新轉型”的道路，實際上是對比20世紀70年代香港轉型的經驗，在否定香港轉型模式帶來的“不良後果”和否定深圳複制香港轉型模式的基礎上，戰略性作出“創新轉型”的科學抉擇。
在“實踐理性”下打造有為政府
制度創新是特區創新之母。從禀賦優勢到創新轉型，特區在政策方面具有很多的“靈活性”和“變通性”，這在很大程度上給予經濟特區政府上具有在“實踐理性”中發現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政策便利。從建設“敢為天下先”的經濟特區到建設以“成為競爭力、創新力、影響力卓著的全球標杆城市”為目標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均沒有現成經驗可以學。深圳市政府突破“本本主義”的牢籠，不是照搬照抄西方經濟學的“理性主義”或“有限理性”思想，而是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在“實踐理性”下帶領深圳走出了一條獨特的市場發展之路。
所謂“實踐理性”，指的是深圳政府的一切改革思想和體制機制創新均來源於實踐，在實踐的基礎上探索“試錯”“容錯”“糾錯”機制，作出的“理性思考”和制度創新。這種“實踐理性”下的決策，孕育了富有“韌性”的市場化營商環境，使深圳成為我國創新、創業和創意的“天堂”。換句話說，在“實踐理性”下打造出一個“有為政府”，進而孵化出“有效市場”。因此，深圳能創造出具有持續生命力的“蛇口模式”，也能孵化出一批追求卓越的偉大企業（如華為、騰訊、朗科等），更能培育出一批優秀的企業家（如任正非、馬明哲、王石等）。
來源：南方日報 作者：龍建輝（廣東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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