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覺得，出台一項政策跟下棋一樣，一定要多看兩步，要考慮政策出台後會不會有副作用。但現在的問題是，操盤公共衛生改革的人不太了解公共衛生，對改革的結果也不承擔責任。
社會對公共衛生不像對臨床醫療那樣有敬畏心，都覺得公共衛生很簡單、誰都懂、誰都能改，改革中考慮公共衛生人的意見也少。
“無異於鼓勵掩蓋”
《瞭望》：你的意思是，由於政策制定者的知識結構、認知水平等原因，在制定政策時，可能就已經埋下了公共衛生諸多問題的伏筆？
曾光：對。就拿傳染病防治法來說，它規定任何單位和個人發現傳染病病人或疑似傳染病病人時，都應當報告。但這部法在執行時管不了政府部門。
2004年就修改傳染病防治法徵求意見時，我就提出，這部法要有辦法讓政府部門守法。新冠肺炎疫情也告訴我們，如果傳染病防治法不能讓地方政府守法，如果有法不依、違法無罰的局面不打破，很多問題可能重演。
《瞭望》：你的意見當時收到了什麼反饋？
曾光：疾控中心讓我去當時的衛生部講我的意見，後來我還到國務院、全國人大的相關會議上講，該去的地方都去了，但是我的意見沒有被接受吸納。
我還要強調法律對政府部門的約束力。如果政府部門不遵守法律不會受到懲罰，甚至可能帶來好處，公共衛生很難做好。
舉個例子，現在很多城市都在爭創國家衛生城市，指標之一是無甲、乙類傳染病暴發疫情，無脊髓灰質炎病例發生，無院內感染引發的傳染病暴發疫情和死亡事故。在這樣的指標體系下，如果爭創國家衛生城市的重要關頭出現相關傳染病，會不會即便疾控機構想報告，但上級政府不讓，最終還是不報告？如果疾控機構一意孤行報告了，疾控機構的領導會不會反而被認為“沒有大局意識”、受到上級政府批評？
正常情況下，傳染病暴露出來後，發現傳染病的人應該被表揚，但如果現實是很可能遭批評，那這是不是無異於鼓勵掩蓋？
我曾在某個以皮毛、皮革加工為支柱產業的城市發現，由於工廠收購的皮毛、皮革本身帶有布魯氏菌，工人也就感染了布魯氏菌病，當地政府怕我們揭露這個情況導致皮包等加工品賣不出去，就想方設法不讓我們報告，但這顯然會危害更大人群的安全和健康。加強公共衛生，其實就是要從這些方面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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