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個是先行先試。這既包括深圳作為先行先試的示範區所具有的創新需求，同樣也包括粵港澳大灣區的其他城市，在順應中國大的發展需求前提下，在特定領域進行先行先試，為全局性的改革提供經驗。例如，隨著中國經濟的不斷發展，企業和居民進行對外投資是必然的趨勢，人民幣國際化也需要提上議事日程，以推動人民幣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獲得與中國的經濟規模相稱的地位。但是，要在全局範圍內貿然推動大規模的金融改革，可能會對金融體系的運行帶來壓力，粵港澳大灣區可以承擔先行先試的職責，在大灣區範圍內探索提升人民幣國際化水平的多種路徑。隨著大灣區金融機構融合與市場融合取得越來越多突破，建立與跨境金融創新相適應的監管體系成為重要的任務。2020年也有條件在粵港澳大灣區通過“監管沙盒”等機制創新、“單一通行證”的探索嘗試，為大灣區金融創新、互通互聯持續深化的重要基礎。
未來開放的路徑與特點
文章指出，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兼具良好的區位、要素條件與政策因素，已成為中國經濟金融體制改革與對外開放最受關注的區域。根據我們對粵港澳大灣區部分金融機構、監管部門的調查問卷結果顯示，超過40%的受訪者關注高水平的對外開放格局。粵港澳大灣區作為中國金融開放的先行區，未來金融開放將可能呈現以下特點：
第一，機構和業務開放分層有序推進。推動金融要素自由有序流動是大灣區金融開放的應有之義。當前粵港澳三地金融機構的開放水平不一，業務經營範圍受到不同限制，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金融機構跨境展業的能力與意願，大灣區居民與企業旺盛的跨境金融需求未能充分滿足。未來，促進金融要素在風險可控的前提下自由流動，仍是大灣區金融開放亟待解決的重要課題。借鑒“單一通行證”等制度，“一攬子”解決促進機構和業務准入問題，同步探索“理財通”等跨境資金流通渠道創新，是促進金融開放的重要手段。
第二，以服務實體經濟、特別是促進產業金融和金融科技創新為導向。當前全球三大灣區的共同特點是以“金融+”形式促進經濟發展，例如紐約灣區是典型的“金融+高端服務業”、舊金山灣區是典型的“金融+科技創新”、東京灣區是典型的“金融+高端製造業”。粵港澳大灣區的經濟發展梯度性非常強，在粵港澳大灣區能找到這三種金融支持形態。金融開放和完善跨境投融資體系，應有利於將各類資金引入產業發展和科技創新，推動大灣區內產業轉型升級和技術進步。
第三，加快推進重要平台建設。金融開放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長期過程，需要逐步協調和解決。以大數據、雲計算、人工智能、區塊鏈等科技創新為基礎，推動跨境貿易、票據交易、特色期貨交易場所等平台建設，以及發展與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相適應的賬戶管理、支付結算等體系，為促進跨境貿易、投融資結算便利化提供支撐，將是推動金融開放的重要著力點。例如，2019年，中國人民銀行批覆同意廣東自貿區複制FT賬戶，跨境結算賬戶管理方面獲得新突破。
第四，加強自貿區的創新和開放。自貿區是金融開放創新的重要實驗場所，可率先試點大灣區內的金融創新制度，通過“監管沙盒”等機制防控創新風險。截至2018年底，廣東自貿區引進港澳創新性的金融、類金融機構達到3600多家，粵港電子支票結算等多項創新業務在全省複制推廣。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發布以來，粵港澳大灣區在金融開放和金融融合方面已取得許多突破。《綱要》是指導性文件，提出了許多金融開放的導向性舉措，未來大灣區的制度性開放都將在此基礎上創新開展，可預見的是，創新步伐將會越來越大、創新措施也會越來越多。在促進金融開放的同時，我們也要注重防範金融風險，建立與金融開放相匹配的監管體系，進一步提升金融監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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