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3月1日電／國家發改委近期表示，31個省（區、市）已全部出台戶籍制度改革方案，大多放開放寬落戶限制，中小城市基本實現落戶零門檻，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制度性通道全面打通。戶籍管制鬆綁，順應了人口流向大趨勢。“十三五”規劃中，國務院提出將建設19個都市圈。1982年至2016年，這19個都市圈常住人口從7.1億增至10.2億，人口占比由70.3%增至73.7%。在共享城鎮化紅利，推進包容性增長的背景下，跟著人口流動，作為生產、生活要素的土地，供給的空間格局也開始改變了。
上海證券報發表資深宏觀經濟評論人李宇嘉文章表示，出於區域均衡發展考慮，以往建設用地指標更多偏向中西部，對重點城市用地卡得很緊，這與人口流動的空間格局不一致。而國土部現在明確，2020年全面建立科學合理的人地掛鈎機制，對進城落戶人口，按人均100平方米標準安排新增建設用地；發改委文件允許都市圈內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鈎、節餘指標跨地區調劑，《土地管理法》和《房地產管理法》同步修訂，則掃清了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的障礙，大城市發展空間得到拓展。在都市圈導向的新“增長極”下，城鄉二元隔離、戶籍壁壘、要素自由流動藩籬，將統統被打破。作為近期熱點的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重點是三地法律、服務、金融等領域規則對接，目的就是要素融合與建設統一市場。
文章分析，從大趨勢來看，基於國家對流動人口落戶在土地指標、轉移支付、區域規劃上的政策支持，加上擴大消費內需的政策相繼“落地”，落戶人口的巨大內需潛力，“搶人才”最終變為“強人口”。由此，連同人口、土地、公共服務等在內，全國統一的要素市場將迅速形成。這將重塑中國的經濟格局，經濟增長戰略將從區域均衡為主轉向區域一體化下的協同戰略。順應人口流向變化，土地等資源高效利用，打破要素自由流動的行政限制等等趨勢，大城市、中心城市和都市圈內核心城市，這些在改革開放40年快速成長，已充分享受到資源積聚和融合紅利，並開始向第三產業和現代服務業轉型，創新能力強的“頭部城市”，在借助互聯互通和區域一體化，充分發揮“積聚-融合”效能，率先打造國家新“增長極”的基礎上，未來將主動發揮“輻射-帶動”的責任，助力中國經濟轉型。
以一線城市為核心的東部三大城市群，未來將更多承擔“創新-升級”和“輻射-帶動”的責任。一方面，三大城市群內部，高度聚集的要素，將在空間上重構，打造出多個都市圈，如珠三角的廣佛肇、深莞惠、珠江中都市圈及更大範圍的粵港澳大灣區，東莞、佛山、珠海等次級中心的城市地位將提升。長三角也將打造環上海、杭州、南京、合肥、蘇錫常等數個都市圈，圈內各個中心城市也將充分發揮引領、帶頭和輻射作用。
都市圈內部，中心城市將致力於科技創新、高端製造和現代服務業，並與次級中心（以製造業為主導產業）和都市圈內三四五線城市（內需腹地），形成完整的產業分工體系、“產學研”一體化的合作體系。另一方面，通過與更廣闊的外圍（比如“泛珠三角”）在基礎設施上互聯互通，產業和空間規劃協同，都市圈紅利輻射到更大範圍，從積聚中走向平衡。比如大灣區帶動粵東西北等地區；長三角帶動安徽、江蘇和浙江內陸相對落後地區獲得增長；京津冀通過通州副中心（與北三縣協同規劃）、天津和雄安新區形成的“黃金三角”，促進京津冀協同增長。
由此，都市圈內三四五線城市將獲得更多機會。發改委文件明確了都市圈的內涵和建設路徑。都市圈是城市群內部以特大城市或輻射帶動功能強的大城市為中心、以1小時通勤圈為基本範圍的城鎮化空間形態。在建設路徑上，將以促進中心城市與周邊城市（鎮）同城化發展為方向，以創新體制機制為抓手，推動統一市場建設、基礎設施一體高效、公共服務共建共享、產業專業化分工協作。這意味著，都市圈內三四五線城市將承接產業轉移和分工，與中心城市互聯互通。另外，中心城市已高強度開發，更新成本高，增量空間會借助互通和轉移而向外圍騰挪。順理成章，未來都市圈內三四五線城市將是增量開發的重點。
文章指出，隨著傳統產業內遷、交通等基礎設施同步跟上，加上國家中心城市建設、夯實內需基礎，近年來中部經濟各項指標表現亮眼。2018年，中部地區固定資產投資同比逆勢增長10%，較2017年上升3.1個百分點，明顯高於東部的5.7%、西部的4.7%、東北的0.3%。而中部投資增長並非依賴地產拉動。2018年，中部地區房地產開發投資增速從2017年的11.6%降至5.4%，高投資增速主要在製造業投資和基建等領域。2018年，中部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10.4%，明顯高於東部的8.2%、西部的9.3%和東北的6.1%。
儘管西部增長勢能相對弱，但四川、貴州、重慶等人口明顯回流，加上成渝發展帶在西南“一支獨大”，而西安在西北地區的發展態勢喜人，資源積聚潛力很大，完全能搭上國家打造都市圈“增長極”的班車。從區位、資源禀賦和近期增長看，有望成為西部地區、中部地區城市群的發展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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