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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式兩岸交流模式一定程度上符合了島內認同兩岸和平發展的主流民意趨向 |
中評社╱題：全方位透視“柯文哲現象” 作者：徐青（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所研究員
作者指出，柯文哲鮮明的個人特質，符合不少民眾，特別是年輕群體對政治人物政治性格的想像；其所自喻的“白色力量”，也與島內政黨認同度低落的社情民意脈動相吻合。柯文哲著意擺脫意識形態羈絆，務實走兩岸交流合作之路，並向大陸拋出種種善意表達，某種程度上符合了島內認同兩岸和平發展並因此而獲得兩岸紅利的主流民意。但“歹勢風波”充分揭示了其“台獨”軟肋必然帶來其政治上向“獨派”妥協的軟弱性，這是“柯文哲現象”的脆弱之處。“柯文哲現象”的未來走勢，一要看島內政治大環境和民意的變化，二要看柯文哲的主觀能動性。
一、“柯文哲現象”是島內民眾對政治領袖有所寄望的一種心理投射
“XXX現象”是島內政治人物受到明星式追捧的一種政治現象，這種現象既是島內民眾對政治領袖有所寄望的一種心理投射，也是民眾對當時島內政黨政治的認知反映。“柯文哲現象”亦然。回看島內針對政治人物的民調，民眾對政治人物的要求涉及面相當廣泛，綜合起來，不外兩個方面：一是政治道德方面，包括“形象清新”、“誠信”、“清廉”、“有親和力”、“穩重內斂”等；二是施政能力和績效方面，包括“有遠見”、“給民眾信心”、“政見最可行”、“有為敢為”、“改革能力”、“負起政治責任”、“不懼惡勢力”、“用人”得宜、有“施政經驗”、“重視民意”、“提升經濟”等等。它點出了島內社會評判政治人物的道德與能力指標，從中可以看到民眾對政治領袖的寄望之深之切，由此不難理解為何島內不斷出現政治人物受到明星式追捧的政治現象。
站在這樣的社會政治文化脈絡上回看，早前的“陳水扁現象”、“馬英九現象”、“蔡英文現象”可謂一脈相承。“陳水扁現象”主要肇因於民眾厭惡李登輝國民黨的“黑金政治”；“馬英九現象”主要肇因於民眾厭惡陳水扁的不清廉；“蔡英文現象”主要肇因於民眾寄望其非典型民進黨的“清新”形象。然而備受推崇的明星式政治人物，在島內統“獨”立場歧義、藍綠嚴重對峙、民粹政治動員等因素疊加發酵造成的惡質政治文化與選票利益考慮下，不僅難施善治，更暴露出作為政治人的政治素質，特別是其政治道德、格局、政策水準、治理能力、政治性格與行事風格等方面的不同缺失，令民眾一次次失望。百姓需要的不僅是人品好、站位高；還需要有格局、有謀略、有擔當且性格、行事風格也適合搞政治的人。顯然，上述政治人物都沒能完全滿足民眾的高標準要求。
雖然島內民眾尋求理想政治領袖的嘗試屢屢受挫，但從未停止。2014年柯文哲“素人政治”風暴以及2015年洪秀柱“小咖”旋風，儘管背後有著整體社會及其個人複雜多元的肇因，但是不能否認，其各自鮮明的個人特質，讓民眾對政治人物求“真”求“信”求“擔當”的政治道德與政治魄力的追求，在相關選舉活動中充分且鮮明地表現出來。
值得提出的是，就在柯文哲市長連任之路看似坦蕩之際，2018年5月，面對年底地方選舉，在民進黨的強勢壓力下，柯文哲為尋求台北市長選舉連任，對自己的“兩岸一家親”言論向綠營不爽者道“歹勢”（抱歉）的做法，既引來藍綠炮轟他滑向投機政客、親手玷污其自身政治價值的譏評聲浪，也讓支持的民眾特別是青年群體有被欺騙的感覺，民眾對他的快速政客化格外失望。儘管柯文哲隨即澄清其兩岸基調未變，道“歹勢”不過是出於“情感安慰”，但輿論的喧囂已讓柯文哲光環蒙塵，柯的民調支持度也一度應聲而落。“歹勢風波”再次彰顯出民眾對為官者政治道德與擔當的嚴肅要求與嚴格檢視。
二、“柯文哲現象”起於島內政黨認同度的低落
柯文哲以醫生之身、“墨綠”意識形態色彩，之所以敢自喻為非藍非綠的“白色力量”，並以“白色力量”為感召，進而登上政壇，正是因為他對島內政黨認同度空前低落有基本認知。
島內社會政黨政治認同度低的主要肇因，是島內長期以來，因歷史恩怨和統“獨”等重大政治分歧，造成彼此毫無信任可言，特別是為政治利益而彼此惡鬥，讓不少政客長期以來沉迷於惡質民粹政治，重選舉動員而輕施政治理，施政口號多於治理績效，讓民眾內心深處對自身與台灣發展前景充滿憂慮與無望。以蔡當局為例，如果說2014年“反服貿運動”至2016年“大選”時，蔡英文還能將兩岸經貿關係上升到“台灣安全”高度，成功將民眾對台灣經濟的焦慮感轉移到兩岸關係上，引發多數民眾在兩岸關係上的“弱勢”感、“不安全”感及“被剝奪”感，使得島內民眾特別是青年在政治認同上還能隨蔡起舞，激情一搏；但2016年選後以來，隨著蔡當局一次次徹頭徹尾的政策“髮夾彎”，一波波圍繞選舉利益粗糙啟動的改革案，一道道置國民黨於死地的政治清算令（日前爆出的“東廠說”更揭露了蔡當局以“黨產會”、“促轉會”為政治工具剿滅國民黨的政治本質），一系列“去中國化”的分裂社會的操作，不到兩年就讓民眾看破了手腳，蔡當局民意支持度特別是青年群體的支持度急速下降。更加之蔡當局“去‘九二共識’”化的施政使島內獲得的兩岸和平發展紅利、涉外領域參與國際活動空間急速萎縮，民眾對蔡當局的施政滿意度、政策信任度也雙雙衰落。
再從島內政黨認同度長期走勢來看，除了在陳水扁執政7個月的2000年12月時，有民調顯示非政黨認同者比例達到過41.6%的水準①，2002年《中時》民調顯示對政黨表現“不關心不信任”的民眾達45%②之外，2001年後，非政黨認同者比例從常態性的2-3成逐漸升至3成多的狀態；到了2017年後，4成多已是常態，而2018年初甚至有民調顯示突破了7成。《天下雜誌》連續4年的民調顯示，非政黨認同者連續升高，2015年達63%③，2017年達66%④，2018年竟高達72.8%⑤。2017年12月31日“台灣民意基金會”發佈的民調顯示，“沒支持哪一個政黨”者升至41.3%，還有1.2%民眾回答“不知道”該支持哪個政黨；2018年4月為46.6%，6月為43.7%，7月為49.6%：與此同時，藍綠兩大黨支持度均在2成多⑥。2018年2月，台灣競爭力論壇發佈的民調顯示，對於政黨的支持度，有52.8%的受訪者未表態，而支持國民黨的占19.1%最多，其次依序是民進黨18.1%，時代力量6.2%，親民黨為2.1%⑦。2018年2月13日《遠見雜誌》“2018台灣民心動向大調查”民調顯示，政黨認同上，持“中立、其他、未回答”的民眾達41.4%，比2017年多2.2個百分點，其中30-39歲青年群體中立立場上升5.7個百分點，達45.8%⑧。如此，2018年“台灣民主基金會”公佈民調顯示，54.4%民眾對台灣民主政治未來發展感到悲觀，衹有36.4%樂觀⑨。
繼柯文哲“白色力量”之後，非政黨認同者占比持續攀升，“無色覺醒”力量進而崛起，正是上述政治認同度低落的又一表徵。值得注意的是，隨著柯文哲“歹勢風波”漸熄，柯文哲的連任看好度再次且持續重居首位。柯文哲民調支持度從應聲滑落到重新佔據首位的起伏變化，從另一個角度說明相當一部分民眾對島內藍綠政黨的認同度已經“讀不回”。
三、柯式兩岸交流模式一定程度上符合了島內認同兩岸和平發展的主流民意趨向
“柯文哲現象”也蘊含了島內兩岸關係上的民意因素。柯文哲長期處在社會基層，體會社會脈動，加上醫生性格，因此在兩岸關係上，有較為務實的思考，比較能夠貼近贊成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主流民意。
筆者觀察，柯式兩岸道路在兩岸行得通有三個因素：一是作為具有“台獨”色彩的地方官員，在“雙城論壇”問題上，柯文哲不僅在言辭上、態度上，更在行動上向大陸提供了三位一體的任內不搞“台獨”的可信承諾。二是以增進人民福祉為著眼點。島內民眾內心深處對自我生存發展的迷茫以及對台灣經濟發展前景的憂慮與無望，處在基層的柯文哲必然有所體會，這讓他一再強調“對於兩岸城市交流，衹要有利於兩岸人民的都會積極去做，衹要有利於兩岸和平發展，都不會拒絕”；也讓他一再明確表示，兩岸城市交流的“真正目的是希望台灣人民可以過好一點的生活”。三是為政思路轉變，即放棄不得人心的意識形態操作，務實走兩岸和平發展路線。柯文哲自稱，因為醫界背景，讓他跟誰都可以對話，這是他的特色。醫生的務實性格，讓柯說出，“當台北市長，就算意識形態再強也不能加諸於他人”，因此，“換了位置就換了腦袋”對他而言“反而是一個稱讚”。一直到現在，兩岸民間交流仍是維持柯支持度的強項。這樣的結果，即使外界對“深綠柯”的兩岸交流立場有“不過是策略操作”的質疑，但也必然讓柯自省，兩岸和平發展這條路還真得好好的認真地走下去。
就柯式道路的影響來看，一是從柯文哲自身，他以一個市長的位階趟出了一條“墨綠”理念的人士與大陸相向而行的兩岸民間交流與合作的務實可行之路，建立起“紅綠”地方政府層級的交流渠道，不僅提高了他自身在島內的政治地位，纍積了政治資本，也為未來政途更上一層樓打下了基礎，提供了可能性。二是從社會影響上看，柯在兩岸交流的施政中，打破舊的標籤式政治文化，敢說真話，不怕“抹紅”，正是其處理兩岸交流問題時展現出的政治魅力所在。與此同時，柯式道路將“兩岸一家親”善意導向綿綿傳遞出來，逐漸擴散並影響人心。2018年2月28日“台灣民意基金會”公佈的民調顯示，就柯文哲“兩岸一家親”言論，有10.6%非常贊同，40.1%還算贊同，換言之，在台北市有過半數的人基本上贊同柯文哲“兩岸一家親”的論調，且獲得跨年齡層的多數支持。尤其在35歲到60歲之間的選民支持度高。在民進黨認同者中，“兩岸一家親”有31%的人可以接受，與不贊同的33%持平。而在柯文哲的支持者中，以年輕人、高學歷者為最多⑩，這與大陸惠台31條出台後，島內年輕人對惠台31條過半數有感的民調結果相互映襯。
正因此，柯文哲霸氣表示，他是“整個台灣社會最大公約數”。顯然，柯文哲能成為一面“白色力量”的旗幟，正是他一定程度上把握了民意脈動的結果。
四、“柯文哲現象”未來走向
從上述島內社情民意走向上，不難發現，支撐“柯文哲現象”的，一是民眾在某個階段對政治人物某些方面特質的集中要求，二是對島內藍綠兩大黨認同度低落的政治環境，三是民眾需要真正能推動兩岸和平發展且為民眾帶來實在利益的領軍人物。這三大因素顯然也是“柯文哲現象”能否持續的影響因素。筆者認為，未來“柯文哲現象”仍有繼續維持的外在環境因素，但柯文哲的主觀能動性對“柯文哲現象”的未來走向起決定性作用。
首先，“柯文哲現象”仍有繼續維持一段時間的外在環境因素。
一是島內藍綠兩大黨認同度低落的政治環境在一段時期內難以改變。民眾的政黨認同是經過對政黨的長期體驗、認知屢被強化而最終形成的，一旦形成則具有相當的穩定性，並形成其特定的價值取向和好惡取捨。加之當下島內的藍綠政黨現實狀態，藍綠兩大黨認同度低落的政治環境在一段時期內難以改變。這將導致三大後果，其一，藍綠兩大黨的基本盤衹能萎縮至“理念支持者”群體，難再擴大。非政黨認同者將維持高比例狀態。其二，選舉思維的改變，即“選人不選黨”，民眾依政績、政策、領袖魅力而投票。實際上，島內選舉思維發生改變早在首次政黨輪替後就開始了。2001年以後，表態“選人不選黨”的民眾占4成多已是常態。2018年4月，“新台灣國策智庫”民調顯示，台北市民中，50.6%的民眾支持“第三勢力”候選人參選2020年“大選”⑪。這意味著柯文哲“非藍非綠”、擺脫意識形態束縛的“白色”標籤，仍有其吸引力。其三，未來參選人選舉模式也許會改變。柯文哲此次二戰台北市長，不得不採行無政黨奧援、依靠個人競選團隊和選舉經費的籌集渠道、輔以新媒體作用為特徵的選舉模式。柯文哲一旦通過這一選舉模式成功連任，則這一新選舉模式或將對島內政黨的影響力及政黨政治進一步產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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