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9月21日電／國際形勢風雲變幻，全球疫情反反覆複，毋庸置疑，我們正在經歷一個時代的轉折點。
如何理解當下以及未來的國家運轉和經濟發展，財政是一個重要視角。作為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財政的收支決定著政府的“錢袋子”，關係著人民的幸福生活。
《政府工作報告》為今年的財政定調為“積極的財政政策要更加積極有為”，包括提高赤字率至3.6%，發行1萬億抗疫特別國債直達基層，安排地方政府專項債券3.75萬億，比去年增加1.6萬億元。“三箭齊發”的力度是前所未有的，今年面臨的財政收支矛盾也是前所未有的。
積極財政的效果如何？地方收支壓力有多大？“十四五”還有哪些體制改革的“硬骨頭”？近日，我們邀請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原所長賈康，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副部長馮俏彬做客《每日經濟新聞)》（以下簡稱NBD）“經濟學家100”欄目，評述收支壓力，討論央地關係，釐清改革痛點，從財政視角捋一捋未來的發展脈絡。
談後疫情時代的財政彈性
增加專項債、擴大赤字率，滿足現實資金需求
NBD：我國地方政府專項債一直在增長，今年的發行限度更是達到3.75萬億元。怎樣理解地方專項債呈現的這種變化？
馮俏彬：今年大規模增發專項債非常重要的一個原因是跟疫情直接相關。疫情給我國經濟增長帶來了巨大的壓力，這個壓力可以從投資、消費、進出口“三駕馬車”來分析。
進出口方面。疫情加劇了外需收縮的壓力。近幾年國際關係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習近平總書記作出了“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戰略判斷。在這樣的國際環境下，外需本身就受到了一些影響，疫情發生之前就已經在考慮增發專項債了。疫情的發生，讓專項債發行的需求性更加明顯。
內需方面。這幾年中國的居民消費需求增長非常快，總量也非常大，但是還存在一些體制機制上的原因，也存在供需之間不完全匹配等因素。所以，雖然近幾年內需推動經濟增長起到的作用確實在增強，但是還沒有到達我們想要的程度。
所以，在方方面面的因素影響下，用投資來穩定經濟增長，仍然是當下的不二選擇。
要投資就要解決資金的來源問題。增發地方政府專項債，要解決的就是這個問題，這是發行專項債的必要性。
從可行性方面來看，以政府為主的投資我國還有很大的空間。第一是各地基礎設施發展不平衡，比如廣大農村地區、中西部地區還有很大投資空間。第二是我國新型城鎮化才發展到中期，去年的城鎮化率突破60%，下一步城鎮化發展將走向城市群、都市圈，要將單體城市連成一體，這也需要相應投資。第三是隨著科技進步、技術更迭，“新基建”也需要提前布局。因此從投資方式、投資方向和投資形式上來講，現在與過去並不完全一樣，而是要布局符合未來30年之內能夠奠定中國經濟發展基礎的核心競爭力。
NBD：最近有媒體報道說，很大一部分專項資金還“趴”在賬上，還沒完全用出去，如何才能讓專項債使用更有效率？
馮俏彬：確實存在這樣一個問題。專項債出現閑置，主要是因為投資方向還沒完全找對。
什麼意思呢？比如涉及新基建的投資。其實，對於新技術能帶來什麼機會，不同的主體，識別能力是不一樣的。地方政府這個層面，有一定識別難度，需要中央政府作一些統籌安排。再比如城市群投資，特別是城市與城市之間之間的連通與共享，也超出了某一個地方政府行政權力的範圍。當然其中還有很多管理的問題，包括對投資方向、資金使用方式等的一些限制性規定。這些都需要逐步改革，探索出一些新的管理辦法。
至於如何提高專項債的效率。我認為首先要找到項目，實現錢和項目匹配。PPP庫裡有大量已經進行了前期可研報告的項目儲備，地方政府需要想辦法把錢和項目結合起來。建設城市群也有投資空間，但這裡面的項目挖掘還需要一些更高層面的政府部門給出更明確的規劃圖。這當中有一個過程，從上到下都在積極想辦法，所以不必過多焦慮。
NBD：今年我國赤字率從2.8%提高到3.6%，怎麼看待這個力度？
馮俏彬：我覺得有兩個詞可以概括。第一個是“有力”。面對疫情，通過提高赤字率維持整個經濟社會的正常運轉，很有力度地滿足了各方面對於資金的需求。第二個是“克制”。面臨疫情衝擊，很多國家使用了“無上限”的救助方式，救助力度有的達到GDP的10%，甚至達到20%。今年，我國赤字率首次超過3%達到3.6%，釋放出8000多億元資金，這個力度相對而言是比較克制的。換句話說，就是我們沒有在疫情衝擊面前失了方寸，亂了陣腳。
NBD：接下來赤字率還有提高空間嗎？馮俏彬：空間有無取決於是否有必要性。正常時期，需要把債務壓力控制在適當範圍。但是如果經濟社會發展有強烈的、突發的、臨時的緊急需要，也不得不為之。所以，需不需要再提高赤字率，再釋放一些資金，主要還是看疫情和外部環境的發展、變化。現在看，應該不太明顯了。
NBD：提高赤字率、增加地方政府專項債、發行特別國債，積極財政政策的“天花板”在哪裡？
馮俏彬：赤字也好，債務也好，都是負債，相當於對未來的透支。如果債務壓力超出可承受能力，就會造成財政的不可持續。但可承受的臨界點在什麼地方，很難有個明確數字，要結合考慮經濟社會方方面面的因素，特別是經濟體本身的韌性。
事實上，從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很多國家走上了債務驅動經濟發展的路子。特別是日本，它的債務率已經超過200%。用債務驅動經濟發展，大家都知道它的危害性，但有時候就相當於走在一條狹窄的道路上，很難回頭。所以我們能做的是什麼？使管理更嚴格一點，讓經濟韌性更強一點，讓債務和赤字增長的速度更慢一點，給未來更多騰挪的空間。
談房地產稅的徵收邏輯
增強地方彈性空間，建設地方稅體系的重頭戲
NBD：近年來，地方財政稅收收入、非稅收入占比下降，轉移性收入占比增加。如何理解轉移支付的角色？
賈康：在整個財政運行過程中，無可否認的是我國的區域差異非常顯著，欠發達地區，要依靠中央和省為主的兩級自上而下的轉移支付，用於支持地方基層運轉，保障基本民生，落實“六保”任務。某些有條件地方還要發展橫向轉移支付，包括對口支援以及實行生態補償等。甚至在某種意義上講，轉移支付在某些地方它起的是主導作用。
在一些最欠發達的地方，轉移支付保障的是地方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比如可可西裡，居民少，但是地方政府職能所面對的挑戰還是比較明顯的——要保護環境，接待地質勘測，接待探險旅遊，也會接待未來與國際接軌的有償狩獵，保障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務等等。這就需要現代財政制度的建立，靠財政體制理順各級政府的關係，做到財力和事權相匹配，達到社會成員共享改革開放成果和國家長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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