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盤審視，大疫之後世界總體力量對比以及地緣戰略格局、全球治理方式和國際關係行為體之間的關係，都將呈現前所未有的顯著變化。但是，全面地、辯證地、歷史地看，無論國際舞台上如何風雲變幻，人類社會相互依存命運與共的本質屬性不會改變，經濟發展的基本要素、客觀規律和趨勢，難以因一次疫情就全然改變，只會在變化中不斷彰顯和增強。
所謂“全球化終止論”“通盤撤資論”“中外脫鈎論”，都是有悖經濟常理的判斷。經濟全球化是一個歷史性的進程，工業社會最大的特點就是世界各國資源的互相配置，中外在產業結構、經濟結構、社會結構上已經形成了互補的關係和系統的產業鏈。鼓吹外企撤離中國，一是要投資，二是要有勞動力，三是要有基礎設施，這些在短期內很難實現。況且，中國現有的工業品和貿易量占世界約三分之一，有人企圖打造一個沒有中國參與的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形成一個排斥中國的新經濟全球化格局，實施起來也絕非易事。當然，我們必須有底線思維和憂患意識，綜合施策，防患未然。
危中有機
“危”和“機”具有辯證的特性，相輔相成，互為依托。大的危機可蘊含大分化、大調整、大改革和大機遇。
後疫情時代的全球經濟會朝何處發展？其一，全球化的方向到底是開放還是封閉，是合作還是對抗？國際社會面臨著重大的抉擇。其二，地區地緣經濟和地緣政治秩序與格局必然會出現新的排列重組。其三，科技創新和競爭趨向更為激烈，新技術、新模式、新業態將決定國際關係各行為體在國際競爭中的地位。
中國經濟在遭受新冠肺炎疫情短期損失後正在回歸常態，隨著防控形勢持續向好，經濟活動加快恢復且呈現發展長期向好、內在向上趨勢，體現出了韌性好、潛力足、回旋餘地大的優勢和特征，展現了我們自身體制的調節能力、適應能力和自我修復能力以及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
在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後，中國的應對措施是西電東送、西氣東輸等能源、電力基礎設施建設；2003年的“非典”推動了互聯網、電商、快遞等行業的異軍突起；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時，高速公路和鐵路路網等基建項目在中國得以大規模實施。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也催生了許多市場格局、商業模式和宏觀調控政策的改變。疫情倒逼和催化了在線教育、在線辦公、智慧醫療等新的行業和業態。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涵蓋5G、大數據、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等的“新基建”，成為一個新的巨額投資增長點和消費大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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