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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飛龍:新時代一國兩制怎麼“變”?
http://www.crntt.hk   2018-07-02 00:22:19
北京聯合大學台灣研究院教授朱松嶺。(中評社 李娜攝)
 
  田飛龍表示,香港普選一定要顧及國家利益,不顧及國家利益就是像獨立政治體一樣按照國際公約來普選,顧及國家利益就是按照基本法來普選,因此不是要不要普選,而是要不要顧及國家利益的普選。

  田飛龍在其最新著作《後佔中治港——法理與政治》(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18年7月上市)一書中關注到後佔中治理問題。他回憶說,自己全程觀察研究佔中運動,認為是香港民主與社會矛盾衝突相互激蕩的最豐富畫卷,因此個人形成了一個習慣,佔中後每過一年都會寫一篇文章來反思這場運動。2015年9月,他的文章標題是“當佔中已成往事”,他曾樂觀地認為佔中已經快速地煙消雲散,社會轉入經濟民生的重建過程,但後來發現是個誤判。2016年9月,他的文章標題是“佔中並不如煙”,他敏銳觀察到青年本土派經過重組,重出江湖,在立法會選舉上大獲進展,取得七個議席,後來引發“港獨宣誓事件”。2017年9月,他的文章標題是“莫讓佔中成為香港民主的墓志銘”,他動情地說道:“香港民主不能停留在佔中和831,這只是一個節點,甚至是一個里程碑,而不是終點,要在這個基礎上思考民主怎麼繼續向前走。這要看香港人的政治成熟及中央的政治信心。”田飛龍說。

  高度自治與香港未來:香港人對大灣區又愛又怕

  田飛龍談到,香港社會存在一定的本土分離甚至港獨勢力,需要中央管治與高度自治各自發揮制度效能,共同作用以維護基本法權威秩序,而目前“一國兩制”下國家對香港的憲制建構還未完成,香港的“人心回歸”懸而未決。

  田飛龍提出有序融合三策。一是同等待遇,現在屬於融合的同等待遇初級階段,只重視經濟民生的同等待遇,沒有重視在公務行政方面進行吸納和身份再造,因此港澳台同胞很難去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參加海外維和、海外利益保護、做外交官、做公務員。因此公務行政的同等待遇必須成為下一個努力的方向。二是再國際化,香港現在的國際化不能僅僅是西方主導的體系,還要參與國家主導的“一帶一路”國際化,貫通中西方之間不同的文化價值觀與經貿複雜網絡,這樣才能繼續維繫作為東西方樞紐的國際地位。三是大灣區,現在香港講民主的人少,講大灣區的人多了,大灣區是給香港機會融入國家,一帶一路是給香港再國際化的機會,讓香港收取兩面國際化雙重代理費。

  談及粵港澳大灣區,田飛龍表示要認識到,一是大灣區絕對不是香港的,而是國家的,香港只是參與者,而不是主導者。國家沒有責任包辦香港參與大灣區建設,香港必須要自己爭取,大灣區是香港融入國家,以及實現經濟轉型和成長的機遇,但絕對不是專屬於香港人量身定做的戰略。

  二是從契約到身份的轉型。不能僅僅是地區之間的協議,經濟產業的合作,必須構造一種大灣區的共同的身份認同,通過大灣區身份連接到國家身份。

  三是大灣區在行政管理上必須要創新。在多元地區上建構一個實質的灣區,必須要有一個大灣區管委會,管委會必須要高於灣內任何一個城市,才有能力協調、解決和決定大灣區內發展的重大問題。

  田飛龍表示,香港人對大灣區又愛又怕,愛的是大灣區能夠轉化香港未來面臨的一系列的社會矛盾,怕的是香港以後還能否叫香港,害怕香港消失於大灣區發展的滾滾紅塵之中。“但如果灣區發展真的這麼好,是不是香港人還重要嗎。”田飛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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